发布时间：2018-01-12 14: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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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部分：
（一）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
1．无产阶级的战争观
无产阶级战争观主要包括战争的起源和根源、战争的本质和目的、战争的性质、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和战争的最终目的等。
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导师对战争起源和根源问题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了精辟的概括："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必须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对于战争的本质，毛泽东透过对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关系的论述，得出战争的本质和目的，无非是为了取得或维护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在论述战争与政治关系时，毛泽东发展了列宁的观点，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必须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而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毛泽东看得十分清楚，他把"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量"作为选取和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他认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
对于战争的性质，毛泽东进行了科学的划分，"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就应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2．战争方法论
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逐步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基本方法，这些基本方法，对研究和指导战争具有普遍的指导好处。
具体来说，毛泽东的战争方法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遵循战争规律研究指导战争
毛泽东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客观物质运动的形式之一，像自然界和其他社会活动的领域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他说，"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状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定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状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既然这样，人们就能够认识战争，把握战争的规律，并透过此去指导战争。
（2）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指导战争
所谓阶级分析方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认识阶级社会的历史现象的一种方法。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成功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例如，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论证了无产阶级如何实现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以及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3）坚持辩证的观点研究指导战争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指导战争，是毛泽东战争方法论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这种方法包括：着眼特点，具体地研究战争；着眼发展，动态地研究战争；着眼全局，整体地研究战争；着眼实际，客观地研究战争；着眼矛盾，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研究战争。综上所述，毛泽东战争方法论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一切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具体状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指导战争，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所在。
（二）人民战争思想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革命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人民军队建设、我军战略战术的构成和国防建设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人民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法宝。
1．人民战争思想的理论基础
人民战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反抗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而组织和武装起来进行的战争。人民战争务必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战争的正义性，二是广泛的群众性。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最先进的军事理论科学，成为我党进行革命战争的基本指导路线，就在于它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1）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其人民战争想的基本出发点。
（2）战争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考察战争，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所起的伟大作用，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革命战争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失去了进行战争的雄厚的物质基础。例如：辽沈战役中，东北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先后组成了个二线兵团，约30万人，不断补充我军。陈毅同志曾形容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3）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之所以成为我军以弱胜强、克敌制胜的法宝，就在于他最合理地把进行战争的人力、物力这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巧妙地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革命战争中发挥出最佳的作战效能。在人和物这一战争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人的因素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一条重要的军事原理，也是我党进行人民战争的重要理论依据。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2．人民战争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党的正确领导是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实行人民战争务必要有正确的领导，务必要有革命的政策和措施。我国的革命战争，从星星之火开始，逐步构成燎原之势，最后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取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我们所进行的革命战争，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首要条件。
（2）以人民军队为骨干。无产阶级要用暴力夺取和巩固政权，就务必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毛泽东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持续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进行人民战争，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作骨干，就不能对付反革命军队的猖狂进攻，人民群众的斗争就不能得到有力的支持，人民战争就难以蓬勃开展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
（3）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战略后方。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是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显著特点之一。其具体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依靠和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和组织民主政权，进行武装斗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把落后的农村建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革命阵地，并以此为依托，开展广泛的人民战争。
（4）广泛深入地动员人民群众。人民战争的威力，在于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参加战争的广度和深度，人民群众参加战争的广度和深度又取决于革命政党对人民群众发动的广度和深度，而人民群众的发动，只有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才能实现，这是人民战争赢得胜利的最基本条件。
（三）人民军队思想
１、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严酷现实，使毛泽东悟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务必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他第一个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毕生重视枪杆子，视军队为命根，他一生把掌握军权作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最主要手段。
２、创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毛泽东吸取了中外军事家的文韬武略，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治军方略和建军原则。
一是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毛泽东认为，我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首先要从政治上建军。要从政治上建军，靠的是党的力量，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直至这天，这仍然是我军遵循和坚持的根本原则。
二是规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毛泽东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齐，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为人民服务，是我军区别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本质特征，是毛泽东建军原则的核心。我军在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长期斗争中，始终遵循这一宗旨，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三是创立了政治工作三大原则。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我军的政治工作，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逐步完善，构成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
例如：在平津战役中，北京能够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就是瓦解敌军原则正确使用的典型。当时，以傅作义为首的５５万国民党军队盘踞京津地区。如果硬打，只能是城毁人亡，其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高瞻远瞩，一方面在军事上兵临城下，以造成大军压境之势；一方面开辟第二条战线，进行政治瓦解。最后迫使傅作义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使古老的名城丝毫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四）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简单地说，是指毛泽东指导战争和指挥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它是毛泽东高超战争指导艺术的总结，它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十分精彩的部分。
１、立足全局，审时度势
立足全局，审时度势，是毛泽东指导战争和指挥作战的第一个原则。不思考长远利益的人，就不能策划好眼前的问题；不思考全局利益的人，就不能策划好局部的问题。"谋万世"、"谋全局"，就是全局观念，就是战略意识。
例如：1947年上半年，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处境日益不利，但同我军相比，其兵力、兵器仍占优势。蒋介石决心不变，继续贯切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的战略方针，加强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力求迅速解决这两个战场的问题，再行转兵其他战场，以到达最后摧毁解放区、消灭我军主力的目的。蒋介石的这一"哑铃"战术，棋着不为不高，用心不为不绝。
从受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来看，形势也相当严峻。山东解放区已大部被敌占领，只剩下胶东半岛的片偶之地；陕北方面，胡宗南的２５万大军已占领延安，毛泽东率领着中央机关和警卫人员组成的小分队，经常被敌人追击，爬山越岭、风餐露宿。可就在这种险恶的状况下，毛泽东坚持但是黄河。他目光敏锐，审时度势，对全局作了透切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时局将要发生一个新的变化，军事形势在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抓住影响整个战争全局的重要关节，作出了"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胸有全局，高瞻远瞩，而各路大军指挥员又能创造性地贯切统帅部的意图。刘邓大军为了全局的胜利，应对着４０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刘邓大军占据大别山，东震南京，西挟武汉，南控长江，北瞰中原，象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的心脏。象这种战略全局上的出敌不意的进攻行动，在战争史上是绝无今有的。三路大军突破黄河以后，与国民党主力逐鹿中原，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拉开了大决战的序幕。
２、灵活用兵，因敌制胜
我国历代有作为的军事家无不重视灵活地使用兵力。兵圣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宋代军事家岳飞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些名言，都强调了要根据敌情的变化和战场的状况，灵活地使用兵力。
毛泽东说："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作灵活。根据毛泽东的论述和他指导战争的实践，灵活用兵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1）因时用兵。所谓因时，即天时，指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战场情势变换无穷，战机稍纵即失。因时用兵，要抓住战机，分秒必争；定下决心要当机立断，切不可犹疑寡断，贻误战机。
（2）因地用兵。战争指导者不仅仅要巧借天时，还要会妙用地利，根据战场环境摆兵布阵。解放战争时期，首先发起辽沈战役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辽沈战役战役打响以后，我军先克锦州、再歼廖耀湘、后取沈阳和营口。辽沈战役，我军历时52天，歼灭了卫立煌集团38个师47万人，取得了我军第一次战略大决战的伟大胜利！
（3）因敌用兵。解放战争，对国民党军队作战，我军多以大兵团决战，一次歼敌几万乃至几十万人。但到了朝鲜战争时期，美军有强大的空中优势，且战术上采取集团滚进、齐头并进。尤其是作战初期，遭到几次惨败以后，变得谨慎留意，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对此，毛泽东变换战法，采取了"零敲牛皮糖"的战术，最终将美和南朝鲜的军队控制在三八线以南，并签订了板门店协定。
（4）因己用兵。毛泽东因己用兵，有两大要则：一是择其优，避其弱；二是知人善任，择优选将。毛泽东对其统领的将帅知仁善任，十分了解，十分信任，除委以重任外，还赋于其指挥决策权。而各路将帅都能根据毛泽东总的战略意图，临机处置，灵活指挥，在各自统领的战场上，打得有声有色。
（5）因势用兵。势指态势、气势。简明地说，"势"是"形"的运用，也就是军队实力的发挥。因势用兵，要因势而乘，因势而动。毛泽东向来重视谋势，三大战役结束后，我军控制了大半个中国，长江以北地区已基本解放。这时，国内外许多人提出了穷寇莫追，划江而治的主张?"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吸取了项羽未能乘势击败刘邦，纵虎归山，最后落得霸王别姬、自剔乌江的教训，乘势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毛泽东一声令下，于1949年４月20日，我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突破汤恩伯、白崇禧两个集团70万大军防守的长江天险。以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对敌实施战略追击，夺南京、战上海、攻武汉、取重庆，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江南各省，最后赢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３、集中兵力，运动歼敌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一贯的作战指导思想，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提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例如：
（1）重点用兵──牛刀战术。即要想集中兵力，务必重点用兵。
（2）是后发制人──猫盘老鼠战术。意思是说，同强大的敌人作战，要象猫盘老鼠一样，盘软了再吃。盘的过程，就是调动敌人，将肥的拖瘦，瘦的拖疲，疲的拖垮，使其由强变弱。尔后集中兵力，加以各个歼灭。
（3）是击其要害──虎口拔牙战术。先弱后强，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并不排除在必要和可能的状况下打"强"敌。打敌要害，往往能够取得全盘皆活的效果。
（4）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叫花子打狗战术。
古今中外，聪明的军事家都力争打运动战。在毛泽东的著作里，军队的机动被他简单地称之为"走"。毛泽东善打运动战。为此，西方军事界称毛泽东为"东方运动战的大师"。还有人称毛泽东是以走起家的统帅。
战争不仅仅是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双方智慧的较量。"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战略战术的精髓。
在战争指导上，毛泽东从不按常规办事，他的办法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大家能够回顾一下，在战争年代，我军除济南战役等少数战例外，大多是运动战。如被毛泽东称为"一生中的得意之的四渡赤水河战役、三次反围剿战役，都是运动战。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运动战规模越打越大，从几万人的仗发展到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军队参加的大战役。毛泽东说："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调动敌人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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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三大核心
开国元勋中，有很多会打仗的人，而这些人中，除了一小部分是科班出身外，大部分是自学成才的“泥腿子”。在这些自学成才的人当中，也包括毛主席。
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三大核心
年轻时的毛主席，只是一介书生，不懂打仗。参加革命后，出于形势的需要，才开始研究军事。毛主席喜读书，能从各类书籍中汲取营养。拿打仗来说，《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战争论》，以及二十四史中的那些经典战例，都成为毛主席的养料。他举一反三、融会贯通，逐渐构成了自我的军事思想，成为公认的战略大师。
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三大核心
我觉得，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有三大核心。
第一，永远坚持以多打少。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这些战例流传千古，成为人们口中的传奇故事。但是，这并不是战争的常态。以少胜多的战役，都具有某种特殊情境下的偶然性，不具有普及性。比如著名的官渡之战，如果没有袁绍一方的许攸叛投曹操，带来机密内幕，曹操不可能赢。
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三大核心
所以，战争的常态永远是以多胜少。《孙子兵法》云：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
毛主席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正是坚持以多打少。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新观念：总体的少，也能够实现局部的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总体兵力处于劣势的状况下，能够在局部实现兵力的优势。打个比方，敌人一个师，你一个团，但你能够用这一个团，围住敌人的一个营，实现局部的以多打少，然后打完就跑。然后再伺机包围敌人的一个营……
第二，不出手则已，出手必置敌于死地。
战争的本质是消灭敌人，保存自我。只有超多的猎杀敌人有生力量，实现敌我力量的此长彼消，才能获得胜利。
毛主席反对打击溃战，主张打歼灭战，正是出于这个思考，正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尤其在解放战争中，毛主席评价一个战役的标准，不是攻占了多少座城池，也不是赢了多少次战斗，而是歼灭了多少敌人。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解放军从最初的兵力劣势，变成了之后的优势，并最终击败了国民党军。
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三大核心
第三，先易后难，保证成功率。
自古以来的名将，都懂得士气的重要性。士气从何而来？对于力量强大、骄傲满营的军队来说，“哀兵必胜”是士气之源；可对于力量弱小、信心不足的军队来说，一场接一场的胜利就是提振士气的不二法门。
长期以来，不管是红军，还是初期的解放军，都是处于劣势的，所以，务必用一场又一场的胜利来鼓舞士气。
毛主席主张“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不打无把握之仗”，正是奉行了先易后难的原则，为的就是提高成功率，用一个接一个的胜仗，来提振士气。
能够说，大部分开国将帅都受过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影响，尤其是林彪，绝对是对毛主席军事思想领悟最为深刻、运用最为娴熟的主帅。他最拿手的大迂回作战，追求的正是局部的以多打少。
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三大核心
但是也有例外，粟裕大将的军事思想，就自成一路。他经常以少打多，并能取胜；他经常出其不意，先打敌人强大的王牌军，并能取胜。
难怪连林彪都对粟裕佩服不已，经常让参谋们整理粟裕的战报，认真研究，并笑称粟裕总是“打神仙仗”。言语之中，颇多仰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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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人民战争的思想，的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而且是本质性的核心。但从军事斗争来讲，光是把人民发动起来了，也不必须能战胜一切敌人。因为发动人民只是解决了军事斗争的力量之源问题，这当然是最重要的，可并不等于就是取胜之道的全部。其实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是有失败的，有些失败甚至几乎造成灭顶之灾。譬如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打土豪分田地，根据地的民众的确是发动起来了。但是自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长达2年的被动局面，红军从30万人被打成只有3万人。因此，我觉得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就应不仅仅仅是力量之源的问题。必须还有什么重要的因素存在，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并获得取得胜利的结果。
中国革命军事斗争获得成功，有一个个性的地方，凡是毛泽东参与指挥的战斗，战役一般都取胜的多。甚至，就连失败后的撤退转移，都明显地目标清楚，有条不紊。还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例子，遵义会议毛泽东出山以前，中央红军从瑞金撤出一路向西，说是撤退，不论褒贬的话，其实就是逃命。被蒋介石围住一次，就立马死很多人，好不容易突破重围，不久又被包围了。湘江一战，红军死伤达8万人，简直就是惨不忍睹。但是，遵义会议毛泽东出山后，形势立马有了转机。如果把四渡赤水作为一个战役的话，我们能够发现，红军并不完全是被蒋介石的白军撵着打，还时不时打白军一些突击性歼灭战，忽而兵临贵阳，忽而剑指昆明，完全把蒋介石调动的团团转，老蒋还没回过神来，毛泽东就掉头北上了。因此我感觉，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就应是军事思想的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本来战争的主动权，常规的，理应是实力强的一方所掌握的，古今中外任何战争几乎无不如此。往往是实力较强的一方，想打你就打你，想在那里打你就在那里打你，而实力较弱的一方往往都十分被动，处于挨打的地位。但是毛泽东不一样，即使实力弱，偏偏就坚决把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我的手里。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我时要你打不着，我打你时要打痛你消灭你”。据此，能够说在掌握战争主动权方面，毛泽东都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的第一人。
另外，从战争实践上看，强者往往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狂妄自大，弱者往往谨小慎微，心惊胆战，丧失信心。而毛泽东则是不论强弱，都做到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勇气和求实兼而有之，这也是无往而不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主帖以蒋介石做例子，意思就应很明确了。我觉得打一场二场胜仗不难，在有利的条件下打胜仗也不难。难的是能够在各种不一样的条件下都能打胜仗，做到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必备的前提。
问题：
四书五经指的是什么？
答案：
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五经指的是：诗、书、礼、易、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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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中国儒家经典书籍。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之后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之名始于宋朝，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
何为四书
《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一齐合称为四书，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几百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齐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但是，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齐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齐。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前年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我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仅成为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大学》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家学派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拚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肝肺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煊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则，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煊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是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一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能够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
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惕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敬畏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之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能够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贲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能够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能够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能够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唯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为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
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家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中庸》
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但是，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一样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能够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能够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能够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造造尔。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皓，反求诸身。
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宜尔妻孥。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吲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拚如此夫。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才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则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子曰：无忧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攒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祖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祖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谛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庐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能够不修身，思修身不能够不事亲，思事亲不能够不知人，思知人不能够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之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
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怯，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能够赞天地之化育，则能够与天地参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至诚之道，能够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文王，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乎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这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誉于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养生，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诗曰：衣锦尚炯。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不愧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斧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云：子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化民，末也。诗曰：德遒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资料十分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宋代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可见论语的贡献很大。
《孟子》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十分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资料，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何为武警
何为五经
《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
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修改或修改。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之后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五部。《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绌，诗味不多。《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资料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感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能够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尚书》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能够感受到的，如他说：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一样，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
。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但是，那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礼》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但是，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能够使人“广博易良”；《礼》教，能够使人“恭俭庄敬”（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务必“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此刻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资料有关礼的性质、好处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
《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带给了参考资料。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
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
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能够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但是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经》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也叫做《周易》，就是各种变化，孔子定为五经之一，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本经包括八卦，重卦，卦辞，为易有主体，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此十者合称十翼。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故曰传。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透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她也是中医之子向更高层次学习的门槛。
如果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易经》分为三部，炎帝部落所编用成为连山易，黄帝部落所编用成为归藏易，而另一部则由周文王写为《周易》。连山易以艮卦为首卦，流行于夏朝，归藏易以坤卦为首卦，盛行于商朝，2005年，《连山》与《归藏》都已失传，是我国古代文学一大损失。《连山》与《归藏》是占卜之书，《周易》则是周文王以伏羲八卦为基，卦卦相合，构成了阐述宇宙一切物质事物运转消亡规律的六十四卦。又由周文王改写，孔子也曾为《易经》编写过《十翼》。
《麟经》
孔子所著《春秋》一书本名《麟经》，相传孔子编纂此书时，有一猎户背一奇形怪兽请教孔子所猎者为何物，孔子见状大惊曰：麒麟本是太平兽，缘何生来不逢时。自此便停著《春秋》，三年后孔子亡故。后人以此典故称孔子所著《春秋》为《麟经》，奉为四书五经之一。
之所以以“春秋”一词命名史书，而非“冬夏”，是因五行学说中，“春秋”之位相应“东西”二方，东为木、西为金，金木为篆，故可标禀历史；金木为实，故能够史为鉴。有此缘故，故名“春秋”。而“冬夏”二季相应为“水火”，是阴阳变化之极，变化不定，故此不以此立说，亦不称物为“南北”也。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之后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先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好处，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述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我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取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就应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诗经》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编集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经》305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状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8岁。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但是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
歌诗流传下来，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体例分类《诗经》所录，均为以前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一样来划分的，分为风、雅、颂三类。①风。是不一样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②雅。即朝廷之乐，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一样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
《尚书》
《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资料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资料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礼记》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春秋》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喜《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
《公羊传》与《谷梁传》是为解春秋之笔法，释《麟经》之精妙，但于《麟经》并无后续纪年。《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是孔子所著《麟经》之续，同为鲁国编年体史书，故与《麟经》并列。《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资料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之后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乐经》
于战国时期失传。传说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被焚毁。
问题：
党的思想路线是
答案：
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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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思想路线，亦称“党的认识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则，是党制定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
基本内容
党的思想路线基本内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其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其实质和核心是：实事求是。其本质要求是：解放思想。党的思想路线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我党历史上自觉地提出并第一次使用“思想路线”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出发，第一次阐述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最早提出党的思想路线是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抗日战争前期，他先后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提供理论武器，并向全党提出解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学习方法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