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遥
孙少平上这学实在是太艰难了。象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馍。以前他听父亲说过,旧社会地主喂牲口都不用高粱——这是一种最没营养的粮食。可是就这高粱面他现在也并不充足。按他的饭量,他一顿至少需要四五个这样的黑家伙。现在这一点吃食只是不至于把人饿死罢了。如果整天坐在教室里还勉强能撑得住,可这年头“开门办学”,学生们除过一群一伙东跑西颠学工学农外,在学校里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至于说到学习,其实根本就没有课本,都是地区发的油印教材,课堂上主要是念报纸上的社论。开学这些天来,还没正经地上过什么课,全班天天在教室里学习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然发言的大部分是城里的学生,乡里来的除过个别胆大的外,还没人敢说话。
每天的劳动可是雷打不动的,从下午两点一直要干到吃晚饭。这一段时间是孙少平最难熬的。每当他从校门外的坡底下挑一担垃圾土,往学校后面山地里送的时候,只感到两眼冒花,天旋地转,思维完全不存在了,只是吃力而机械地蠕动着两条打颤的腿一步步在山路上爬蜒。
但是对孙少平来说,这些也许都还能忍受。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他已经十七岁了,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活得尊严。他并不奢望有城里学生那样优越的条件,只是希望能象大部分乡里来的学生一样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这绝对不可能。家里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工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中,就实在不容易了。大哥当年为了让他和妹妹上学,十三岁高小毕业,连初中也没考,就回家务了农。至于大姐,从小到大连一天书也没有念过。他现在除过深深地感激这些至亲至爱的人们,怎么再能对他们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呢?
少平知道,家里的光景现在已经临近崩溃。老祖母年近八十,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也一大把岁数,老胳膊老腿的,挣不了几个工分;妹妹升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姐姐又寻了个不务正业的丈夫,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他们家经常接济一点救命的粮食——他父母心疼两个小外孙,还常常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喂养。
家里实际上只有大哥一个全劳力——可他也才二十三岁啊!亲爱的大哥从十三岁起就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没有他,他们这家人不知还会破落到什么样的境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