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佩佩来县里上班的第一天,见到谭功达,就亚叔、亚叔的叫个不停,那样子倒是怪亲一热的,可叫得谭功达脸上火烧火燎,浑身上下不自在。办公室的几个工作人员,都趴在桌上暗自窃笑。中午吃饭的时候,钱大钧将她叫到一边,嘱咐说,“你不要成天亚叔长、亚叔短的,谭县长虽说四十多了,并不怎么显老!何况还未成家呢。再说了,你张口亚叔闭口亚叔,人家还以为谭县长是开了什么后门把你安插一进来的呢。不要说他不是你的什么亚叔,他就算你嫡亲的亚叔,在公开场合你也不能乱叫,这是县机关,不是绒线铺,凡事都得讲个规矩。”
一席话,说得姚佩佩脖子一缩,舌头一吐,赶紧跑了。到了第二天,姚佩佩果然不叫他亚叔,而改叫他老谭了。钱大钧白天听她老谭老谭的叫唤,强忍着没说什么,等到下了班回到家里,这才训斥道:“你是怎么搞的?嗯?怎么能叫他老谭?老谭是你叫的吗?”
“你不也叫他老谭吗?”姚佩佩一脸不解。
“嗨,我能叫,你却不能叫。我跟他在一起出生入死二十年,别说叫他老谭,就是直呼其名也没什么不可以。你呢?你才多大年龄?给人家当女儿恐怕还只嫌小!这么简单的人情世故还要我一点点地教你吗?”
姚佩佩照例缩了缩脖子,不吭气了。
大钧的老婆、在县农机公司当会计的田小凤在一旁冷笑了两声,兀自嗑着瓜子,故意扭过身去,不看他们。自从钱大钧不跟她商量把这么一个小姑娘领到家里来之后,小凤还没有跟她说过话。钱大钧来到厨房,见水缸里的水没了,锅灶都是冷的,就知道田小凤赌气故意没给自己做饭。他似乎已经预感到,田小凤隐忍了这么些天,正准备全线反击,今夜说不定就会来个总爆发。正在这时,谭功达的电话就追过来了。县长约他去朱雀桥边的一家酒馆吃饭。钱大钧夹起公文包,正待出门,田小凤“哎”的一声就叫住了他:“哎,你可算有地方吃饭了,我怎么办?”
她没有说“我们”怎么办,钱大钧就知道在她心里,那个小丫头根本就不能算个人。
谭功达叫了几个菜,正在饭馆等他。一看到他眉头紧锁,愁云密布的样子,钱大钧以为县长又在为水库大坝的事发愁了。没想到是西裕乡出了事。
在整个梅城县,西裕乡是最后一个建立合作社的乡镇。县里派去一个工作组,好不容易将初级社建立起来,可没到两个月,那些村民一夜之间纷纷退了社。原先交给社里的农具、耕牛、猪羊、首饰和锡器甚至还有棺材,都被一抢而空。有一个村子,农民担心县里再次强制他们入社,就将钢钉打入牛腿,先把牛弄瘫痪了,然后杀牛吃肉。生产资料和公共物品卖的卖、藏的藏,就连棺材都劈了当柴火烧了。为首的几个还煽动群众,到祠堂集合,张贴反动标语,呼喊反动口号,说毛主席是李闯王,自己进城当了皇帝,立马就把农民给忘了。还说什么,毛主席从西裕乡赚去的粮食,早已用船连夜运到北京,堆在中南海他们家的炕头,二十年也吃不完。工作组的干部出于一时的义愤,上前批评了他们几句,谁知他们竟然把县干部抓了起来,关在村里的猪圈里。
“你打算怎么办?”钱大钧问他。
“还能怎么办?”谭功达道,“明天一早,我就派人下去,将那些带头闹事的统统抓起来。”
“恐怕抓不得。”钱大钧沉吟道:“那个西裕乡是个穷乡僻壤,山脚下的弹丸之地,与外界隔绝,民风自然与别处不同。那里的人都不好对付,四七年我们打游击的时候,也曾想到在那儿建一个地下交通站,可建一个坏一个,害得我差一点把性命丢在那里,你要直接派人下去弹压,我担心会闹出大事来。”
“那你说咋办?”
“不急,”钱大钧道,“明天我亲自下去一趟,先摸摸情况再说。”
接着他们就聊起了筹建梅城县
医院和种子站的事情来。随后又说起了农民夜校的推广,不知不觉夜就深了。临走前,谭功达忽然问道:“大钧,那个叫姚佩佩的小丫头,户口给人家落下了吗?”
钱大钧没有回答县长的话,犹豫了半天,反过来问他:“老谭,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点那个……”
“怎么呢?”
“有点缺心眼啊。”钱大钧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笑道:“她平时上班时没有一刻消停过,东瞅瞅,西看看。说话做事都不知道个规矩、场合。那天赵副县长来找我谈事,无意中说错了一个字,这丫头就当面给人家纠正了过来,弄得赵副县长闹了个大红脸。这事就不去说她了。她总是掐着嗓子说话,娇滴滴的,弄得人家浑身上下不舒服。还有一点,她喜欢动手动脚,也不分上下级关系,见了谁都是拍拍打打,不过你还别说,这姑娘人长得倒也没得说,可惜……”
“可惜什么?”
钱大钧暗暗朝谭功达瞥了一眼,挤了挤眼睛,嬉皮笑脸地说:“可惜,年龄实在是小了点。”
谭功达假装没有听出钱大钧的弦外之音,嘴里道:“这孩子,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出身,自小没受过管束。时间长了,没准那点小毛病能慢慢改过来。哎,她在梅城不是有个什么亲戚吗?你查过没有?”
“查了。”大钧说,“是她的姑妈。住在江边的大爸爸巷,过去是个唱戏的。”
“你抽空去走访走访,替他们调解一下。如有可能,还让她搬回去住。常年住在你家里,也不是个事。”
“这倒也是。”钱大钧道,“为她这件事,小凤已经一个多星期不答理我了。”
还没等到钱大钧去大爸爸巷走访,姚佩佩的姑妈自己就找到县里来了。这女人,五六十岁了,穿一件大红的绸面夹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一进门就朝姚佩佩的办公桌猛扑过去,嘴里心肝心肝地叫个不停,吓得姚佩佩四处躲闪。最后,那女人终于在墙角将她逮住了,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呜呜的哭了起来。隔壁科室的人听到动静,都出来看热闹。姑妈一边哭,一边将佩佩的头强按在自己的胸前道:“这个死丫头,怎么招呼也不打就离家出走?我和你那可怜的姑爹一个月来找遍了梅城的大街小巷,你姑爹还差点跳了江。这些日子,水米都不曾粘过嘴,也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你要是有个好歹,我们也都活不成啦。这下好了,可算是找到你啦。你如今到了县里,高升了,也不知道前世里积了什么德……”
钱大钧见状,赶紧将她们让到隔壁的一间会议室里。姚佩佩的姑父在梅城中学当老师,看上去倒像是个读书人。脖子上中山装的纽扣扣得严严的,两鬓斑白,始终一言不发,只是不时朝钱大钧颔首微笑而已。按照她姑妈的意思,她让姚佩佩今晚就搬回去住。她说,如果佩佩嫌自己的卧室背阳阴湿,他们两口子可以将朝南的大房间腾出来;考虑到侄女有晚上读书的习惯,他们已经请木匠特地给她打了一个书桌,并且给她买了一个漂亮的台灯。钱大钧也在一旁帮劝,姚佩佩纵有一千个不情愿,事已至此,也只得应承下来。那老婆子将姚佩佩的手放在自己手心里拍了拍,站起身来,就要钱大钧带她去面见县长。她要当面拜谢这个大恩人。她特意带来了两只肥肥的大板鸭,外加一只熏火腿。钱大钧推说县长下乡去了,不过她送给县长的礼物他可以代为转交。那婆子这才千恩万谢,挽着老头子的胳膊,欢天喜地地走了。
这天傍晚,钱大钧下楼给谭功达送去板鸭和火腿,正遇上谭功达和赵焕章副县长为什么事吵得面红耳赤。仔细一听,还是为着西裕乡村民闹退社的事。赵副县长认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完全是县政一府急功冒进,政策不当所致。初级社也好,高级社也罢,不能一刀切,更不能强制入社。那种一路小跑奔向共产主义的论调是极其荒谬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最后,他狠狠的瞪了钱大钧一眼,连招呼都不打,拂袖而去。
谭、赵二人在县里意见不和,县政一府大院尽人皆知。两个人争吵怄气,也不是一回两回了。钱大钧本来就是谭功达的通讯兵,夹在两人当中,本想劝几句又不好开口,尤其是他手里还拎着板鸭和火腿,赵副县长一定会以为他是来给县长溜须拍马的,因此浑身不自在。谭功达脸皮紫涨,仰坐在沙发上,呼一呼的喘着粗气。钱大钧免不了东拉西扯,插科打诨,半晌,谭功达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他问钱大钧从哪里搞来的这两只肥鸭子。
钱大钧笑道:“哪里是我弄来得,是你的闺女让我拿来,孝敬她干爹的。”
“什么闺女不闺女的?你这张嘴整天就知道胡说!”
“您没听说?县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在议论,说县长最近认了个干闺女……”
谭功达知道他说的是姚佩佩,鼻子里哼了一声,冷冷的道:“闺女?!我如今连老婆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会有的,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老婆会有的。”钱大钧笑道,“我一定帮您加紧张罗,加紧张罗……”
“这鸭子,我又不会弄。你还是拎回去吧。正好给小凤赔个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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