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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谭功达记得那是除夕的前一天，他和白庭禹去棋盘街梅城公共澡堂去洗澡。天空抛抛洒洒地落着雪珠，浴一室门外的队排得很长。好不容易排到窗口，那扇小木门“啪”的一声就关上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冷冷地喊道：“饺子煮不下了，你们等会儿吧。”
“什么饺子煮不下了……”谭功达不解地问。
白庭禹笑道：“在公共一浴池里洗澡，就好比下饺子。她的意思是说，浴池里人满了。不要紧，我去想想办法。”
说完，白庭禹赶紧从边门绕进去，找浴一室的负责人通融去了。时候不大，那扇窗户又开了。谭功达看见那女孩梳着羊角辫，脸上稚气未脱，脖子上围着一条深绿色的围巾。她从谭功达手里一把抓过钱去，很不耐烦地将两枚系着红穗带的竹筹朝他扔了过来。有一枚筹子在窗沿上蹦了两蹦就落在了雪地上，谭功达只得弯下腰满地去找。他娘的！这小妮子岁数不大，脾气倒也不小！谭功达又朝她看了一眼，可小木门已经关上了。
一看浴池满了，排队的人群立刻就骚动不安，秩序大乱。好几只手从谭功达的头顶伸了过去，用力拍打着木门，嘴里骂骂咧咧。那梳着羊角辫的女孩也不含糊，“呼啦”一下又将门打开，冲着窗口的众人叫道：“你们敲什么敲？要实在等不及，隔壁的女宾部人倒是不多，你们去那儿一锅煮吧。”她这一叫，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喧笑。谭功达见这个女孩如此张狂，不由得怒火中烧，正待教训她几句，却隐隐瞅见这姑娘长长的睫毛湿一漉一漉的，似有泪珠抛落。就在这时，白庭禹已经回来了：“老谭，你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两个人洗完澡，从浴一室里出来，就听到门口一片吵嚷之声。一个胖胖的汉子跳着脚，在售票口高声叫骂。围观的群众拢着袖子，远远的站在一旁观望。浴一室的经理，一个中年女人正在那儿好言劝解：“这位同志，我们的员工态度不好，自然要严肃处理，可您也不能张口就骂人呀！”那大胖子道：“骂人怎么了？我骂她一句，她也不能用梳子来划我的脸呀，你瞧瞧我，好好的这张脸，划出这么长的齿印，破了相，落了疤，叫我到哪儿去找媳妇？不行！得叫她赔。”
围观的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胖子，你也别闹了。二一添作五，干脆，就让那姑娘嫁给你做老婆，这不就结了么！”又是一阵大笑。谭功达听说那姑娘用梳子划伤了人家的脸，就想凑上前去问个究竟。白庭禹拽了拽他，道：“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你县长该管的？咱们找地儿喝两盅去。”
这是谭功达和姚佩佩的第一次照面。不过，他很快就把她忘了。
这年春末的一天，谭功达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之中，随手翻看着桌上的那本《唐诗三百首》。说来也奇怪，他一翻就翻到了这样的句子：
但见泪痕湿
不知心恨谁
眼前忽然又浮现出那张愤怒、悲伤而又充满稚气的脸来。窗外蜂飞蝶舞，柳絮满天。街上的梧桐早已绿了，风一吹，桐花伴着柳絮，飘飘荡荡，依依而飞。谭功达呆呆地望着那两句诗，可那姑娘的样子，他已经一点都记不起来了。眼下天气一天天转暖，梅城浴一室眼看就要关门歇业，不如趁此闲暇去那儿好好洗个澡。想到这儿，就一个人走下楼来，骑上一辆自行车，朝棋盘街一路而去。
浴一室门口空空荡荡。卖筹子的窗口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正在那儿打盹。谭功达左看右看，已不见那姑娘的人影。那老头还认得他是县长，当即堆下笑来，忙不迭的从桌上抓起一包烟来，双手递了过去。谭功达打开自己的烟盒，递给老头一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支，两个人就隔着窗户说起话来。
老头道：“那小妮子叫个啥名字，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只知道她是从上海来的。这孩子说起来也挺可怜的，大概是刚解放的那一年吧，不知怎么，小小年纪，一个人从上海来到梅城，来投奔她的一个什么亲戚。是姑妈，还是姨妈，我就说不准了。这孩子疯起来，没大没小；可一旦不高兴了，能几天不理人。待人倒也厚道有礼。没事的时候，常见她一个人缩在墙角发呆。我们经理老想套她话，可她什么也不说。据说她在梅城的那个亲戚起先对她也挺好，后来不知怎的，那亲戚就嫌恶起她来了。这也难怪，这些年粮食这么紧张，多个人口吃饭，搁在谁身上谁都不愿意。到了去年冬天，那姑妈姨妈的就渐渐不愿意让她住了。说得好听是让她自食其力，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要扫地出门了。那姑娘年前就提着一个包裹，从亲戚家出来，找到我们经理说，她能不能不要工资，只求浴一室让她有个落脚的地方，经理因她是个临时工，连户口也没落上，如何能让她落脚，就硬起心肠把她辞退了。”
“那女孩后来回上海去了吗？”谭功达问道。
“不曾。”老头将嘴里的烟丝吐出来，又喝了口水，接着说：“她没走，还在梅城。我听说，她又找了一份工作，好像是在西津渡的红星旅社当清洁工。那个旅社，生意虽不太好，可有的是空床位，可以管她住。”
谭功达一听见“红星旅社”这几个字，心头猛的一紧。这西津渡一带，原来是梅城妓院的集中之地。大小妓馆二十多家，红星旅社的前身正是赫赫有名的“西津渡四大一肉铺”之一的秀枕楼。虽说解放后妓院的老板和为首的几个鸨母都被抓了起来，妓女们也大都被送去改造了，可那些梳头女、娘姨、跟班、仆役地痞、流氓打手也蚁聚一处。暗娼出没，风化案时有所闻，秽腥肮脏之气尚未褪尽。前不久，县保卫部还在那儿破获了一宗私贩烟土的大案。那姑娘人生地疏，落到那样一个龌龊之地，谭功达不免有些替她担忧。心里这样想着，忽听得那老头道：“县长要不要先到池子里泡一泡？待会儿我就来替你修脚搓背。”
谭功达从梅城浴一室出来，回到县委大院，就派人将县委办公室主任钱大钧叫了来。谭功达将这个女孩的事对他约略说了说，吩咐他赶紧带几个人去西津渡的红星旅社查访一番。末了，又特地嘱咐道：“这女孩是我的一个亲戚。你不一定要惊动他们，只需了解一下大致的情况，我们再作计较。”
“好说好说。我这就去办。”钱大钧呵呵的笑着，领命而去，心里却道：这老谭，怎么忽然也怜香惜玉起来了？正如老话所说，一洼死水全无浪，也有春风摆一动时……
天快黑的时候，钱大钧才从西津渡回来：“嗨，什么红星旅社！我把那旅社的各色人等喊到一起问话，问了半天都说没这个人。我只能沿着那西津古街一路明察暗访，最后在一个卖绒线的铺子里找到了她。”
谭功达听说那女孩去了绒线铺，心里倒也踏实了不少：“她在那里怎样？”
“我已经给你弄来了。就在外面走廊上站着呢。不如，你直接去问她？”
这个钱大钧，做起事情来就是容易过火，你交代他三分事，他不做出十分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常常错误地理解领导的意图，还自以为得意。赵副县长为此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过犹不及”，看来一点都不错。听他说已经把人给“弄”了来，谭功达的心里暗暗叫苦，只得让他把人领进来。
姚佩佩这一回脖子上换了一条红围巾。时令已是春末，她还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进了门，就满屋子东瞅西看，手里还拎着一个花布包袱。谭功达问她，包袱里装的是什么，姚佩佩这才瞥了他一眼，道：“行李呀！”
“你，你怎么把行李都拿来了？”
姚佩佩诧异道：“钱大哥叫我带上的呀，他让我收拾收拾东西，跟他走，其余一概不要问。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在绒线铺做了一个月的工，连工钱还没来得及跟他们算呢。”
谭功达怔怔地看着钱大钧。当着这女孩的面，又不便责怪他。那钱大钧正坐在办公桌前，翘着二郎腿，用一把裁纸刀削着指甲，笑道：“谭县长，这姑娘大老远来到咱们梅城县，姑妈又不愿意收留，我想她人生地不熟，窝在西津渡那么一个烂地方，时间一长，也不是事儿，我就自作主张把她给带来了，咱不妨替她在县里谋个出身，日后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谭功达气得脸色发白，心中后悔这事不该让钱大钧插手。不过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来和姚佩佩说话。谭功达照例问了问她的姓名，年龄，乡籍，识不识字，对方出于礼貌，一一作答。话语简静，绝不多吐露半个字。谭功达又问起她父母，姚佩佩紧抿双一唇，一声不吭。末了，谭功达对钱大钧道：“大钧，今天晚上你打算将她安顿在哪儿？”
“这好办，就先住我家。”钱大钧满不在乎地说，“我家有一间屋子是空着，刚才已经托人给我老婆带了信，让她收拾床铺去了。”
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钱大钧满头大汗地跑来了。一进门就将谭功达的茶杯端起来，咕嘟咕嘟喝了个精光。他摸了一下嘴唇，气喘吁吁地对谭功达道：“事情不太妙。”
谭功达知道他说话爱夸张，倒也不怎么着急，便问他什么事情不太妙。钱大钧说，他今天一大早就去和县里的各个部门商量落实姚佩佩工作一事，他去了民政局，多种经营办公室，工业办，妇联，学校、
医院、幼儿园、甚至是机关的食堂，可都推脱不缺人：“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人是你带来的，这个我不管。”谭功达气呼一呼地站起来，收拾起桌上凌一乱的文件，准备下班回家。
“我倒有个主意……”
谭功达正色道：“钱主任，谁不知道你主意多，凡事大包大揽？”
钱大钧道：“我琢磨着，既然一时也找不到个合适的地方，不如干脆就让她跟您当秘书得了。”
“我可不用她伺候！”谭功达一听火就上来了，“你要是需要秘书，只管自己安排，不用拐弯抹角。”钱大钧一看谭功达果然生了气，立刻满脸带笑，劝道：“要说您公务繁忙，还真需要一个帮手。那么多的文件来不及看，平时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
“我屋子里不是有个小杨吗？”
“可小杨不是开刀住院去了吗？”钱大钧道，“不妨你先让姚佩佩顶一阵，待小杨从医院回来，再另作安排。”
“这秘书的事她能做得了么？”
“没问题，”钱大钧道，“我昨天晚上跟她聊了聊，这孩子要说还真不简单，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写、能画、能掐会算。”
“这么说她还会算命？”谭功达冷笑道。
“你可别说，没准她还真……”
“行了行了。”谭功达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我看这么办吧，你还是先把她安排在你的办公室，干一段时间再说。我这里小杨不在，倒也落得清静几天。”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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