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6年—公元1945年
穆夫提的恐怖统治
1936年初，耶路撒冷一个寒冷的夜晚，“零星的来复枪声响彻明净的夜空”。哈齐姆·努赛贝意识到“武装反抗已经开始”。起义队伍逐渐壮大。同年4月，阿拉伯人在雅法杀死了十六个犹太人。巴勒斯坦各派组成了一个穆夫提领导下的高级阿拉伯委员会，并号召全国罢工。罢工迅速失控。穆夫提宣称，这是一场神圣的斗争，号召他的圣战军作为志愿军开始攻打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外约旦的英国人和犹太人。
5月14日，犹太区里的两个犹太人被射杀，穆夫提坚称“犹太人正试图将我们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谋杀我们的孩子，烧毁我们的家园”。两天后，阿拉伯枪手又在爱迪生电影院杀死了三个犹太人。
伊休夫开始感到恐慌，但本-古里安奉行一种自制方针。在此期间，英国的部长们开始质疑托管的全部原则，并委派前内阁部长皮尔（Peel）伯爵前往考察。1936年10月，穆夫提取消罢工，但他拒不承认皮尔。魏茨曼则努力说服这些专员。在阿卜杜拉的坚持下，穆夫提表明了巴勒斯坦人要求独立、废除《贝尔福宣言》和驱逐犹太人的主张。
1937年7月，皮尔提出一个两国分治的解决方案：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一个加入阿卜杜拉外约旦的阿拉伯区域（占巴勒斯坦的百分之七十）和一个犹太区域（占巴勒斯坦的百分之二十）。另外，他建议迁走犹太区内的三十万阿拉伯居民。耶路撒冷将仍是英国控制下的一个 特殊实体。复国主义者接受了这个方案——他们早已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得到一个被分割的耶路撒冷。魏茨曼并未对这个小型的犹太实体感到失望，他若有所思地说：“大卫王的王国更小。”
和复国主义者相反，皮尔抱怨道：“自1919年以来，没有任何一名阿拉伯领袖愿意与犹太人合作。”只有外约旦的阿卜杜拉热情支持皮尔的计划。回想起来，皮尔的计划若能实现，以色列就不会以其目前的面貌出现，但那时，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一个英国伯爵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想法所激怒：穆夫提和他的对手纳沙希比都拒绝接受皮尔的计划。
起义再次爆发。穆夫提支持并组织了这场暴力。他似乎对于谋杀他的巴勒斯坦对手，而不是英国人或犹太人更感兴趣。最近，研究侯赛尼家族的历史学家写道：“穆夫提要为这种以铲除异己来实现控制的手段负责。”穆夫提在享用他喜欢的扁豆汤后，总是由他的苏丹警卫——圣地传统看守后裔——陪同。当他命令实施暗杀行动时，他的举动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在持续两年的暗杀行动中，他清除了许多最正直和最稳健的同胞。会见皮尔后的第十天，穆夫提拜访了德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他声明支持纳粹主义并希望与纳粹党合作。第二天，英国人试图逮捕穆夫提，但他在阿克萨清真寺找到了避难所。
英国人不敢大肆攻击圣殿。他们转而包围了圣殿山上的侯赛尼，谴责他是起义的组织者。但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帮派都在侯赛尼的控制之下：卡桑的圣战追随者也会狂热地杀死任何被怀疑与当局合作的阿拉伯人。在阿拉伯人之间，这不亚于一场野蛮的内战。据说，穆夫提使许多家庭伤心欲绝。
拉吉卜·纳沙希比起初支持起义，之后转而反对穆夫提的恐怖政治和策略。此后不久，他的别墅遭到机枪扫射，一个正在看足球比赛的小堂弟被杀。当拉吉卜的侄子法赫里·贝·纳沙希比指责穆夫提的行为是自取灭亡时，报纸上刊登了处决他的法令：他后来在巴格达遭到暗杀。纳沙希比把自己的侍从武装成闻名的“纳沙希比部队”或曰“和平部队”，开始打击穆夫提的人。阿拉伯人的头饰成了起义时辨识敌我的标志：侯赛尼的支持者戴着格子花纹的阿拉伯头巾，纳沙希比的人戴着代表和解的塔布什帽。穆夫提组建了叛军法庭审判叛徒，并发行了邮票。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这位三十岁的圣战军司令官指挥了耶路撒冷的起义。他是已故的穆萨·卡齐姆·侯赛尼（曾使用化名阿布·穆萨）的儿子，在锡安山上的圣公会主教戈巴学校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曾在开罗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谴责英国的背信弃义和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被埃及驱逐之后，他组织了穆夫提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党，担任该党报纸的主编，又以训练童子军为幌子建立了其军事派别“绿手民兵”组织。
在家里，侯赛尼是个优雅的贵族，留着笔直的胡须，穿着英式的西服，然而他也擅长拿枪，在战场上与敌人火拼。他经常“羞辱耶路撒冷周围的殖民军队”，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这样认为。1936年，侯赛尼在希伯伦附近的一场抗击英国坦克的战斗中受伤。在德国治好伤后，他马上返回，以受洗者约翰的村庄安凯伦为基地继续战斗。侯赛尼在城内组织了一次暗杀英国警察局长的行动，随后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扫射中他再次受伤。侯赛尼的崇拜者把他看作一个阿拉伯骑士，放弃奢侈生活，同阿拉伯农民一起战斗，反抗异教徒入侵，但他的巴勒斯坦敌人将他视为穆夫提军阀中最坏的一个，其追随者不时恐吓那些不支持侯赛尼家族的村庄。
1937年9月26日，加利利的英国地方专员路易斯·安德鲁斯被暗杀。之后的第十二天，穆夫提化装成女人逃出耶路撒冷，这次不体面的退出削弱了他在巴勒斯坦的实力。在黎巴嫩流亡期间，穆夫提在一场仍在升级的战争中指挥了几次行动。他残酷地强迫别人服从他和他的强硬的不妥协政策。
英国人正努力控制巴勒斯坦：纳布卢斯、希伯伦、整个加利利地区经常失去控制，他们有一段时间甚至失去了老城。英国人从哈加纳中招募犹太援军加入所谓的犹太定居点警察队伍，但是这支队伍几乎无力防卫偏远的村庄。复国主义阵营中的民族主义者厌恶本-古里安的自制政策。民族军事组织伊尔贡在阿拉伯起义初期集合了一千五百人，以向耶路撒冷多家咖啡馆扔手榴弹等残暴对待阿拉伯平民的方式来反击阿拉伯人的攻击。1937年11月的黑色星期天，他们发动一起连环爆炸事件，此举震惊了魏茨曼和本-古里安，却吸引了众多新成员涌向伊尔贡。就像穆夫提的暴徒消灭了阿拉伯温和派一样，阿拉伯起义也损害了希伯来大学美国籍校长犹大·马格内斯（Judah Magnes）的信誉，他主张与阿拉伯人和解，以建立一个双民族而不是犹太实体的国家，并采取犹阿两院制议会。本-古里安的自制政策不久后遭到抛弃，英国人此时毫不留情地以各种方式和手段镇压阿拉伯人，集体惩罚整个村庄并一度摧毁整个雅法社区。1937年6月，英国人对携带武器的人执行死刑。10月，曾严厉治理加尔各答长达三十年的查尔斯·特加特（Charles Tegart）爵士到达耶路撒冷。他建立了五十个“特加特要塞”，在边境周围筑起安全墙，掌管了镇压叛乱和收集情报的部门，还创建了阿拉伯调查中心。特加特在西耶路撒冷开办了一所学校，教授他的审讯者怎样折磨嫌疑犯——包括“灌水”技术，即用咖啡壶强行将水灌入犯人鼻中，这种方法现在以“水刑”而闻名——直到这座城市的长官基思·罗奇（Keith Roach）要求将它迁走为止。英国皇家空军军官阿瑟·哈里斯——后来以德累斯顿“轰炸机”而出名——监督了对叛乱村庄的空袭。但随着欧洲纳粹势力的迅速发展，英国人渐渐无力派遣足够多的军队来镇压阿拉伯起义，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犹太人的帮助。
一个出身名门的年轻叛乱镇压专家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被派往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受邀留在高级专员沃科普身边。温盖特观察到，沃科普“接受每个人的建议并已完全失去对事务的掌控”。他建议训练犹太战士并以乱制乱。温盖特日后将成为复国主义版的劳伦斯——魏茨曼称他为“犹地亚的劳伦斯”。凑巧的是，这两个不守常规的英国阿拉伯学者竟是表兄弟。
奥德·温盖特和摩西·达扬：老城的陷落
温盖特的父亲是一名富有的殖民地陆军上校，他还肩负着使犹太人改宗的福音派传教使命。温盖特从小便受到《圣经》的熏陶和帝国的培养，能熟练地讲阿拉伯语，并能像劳伦斯一样成功地指挥阿拉伯的非正规军——驻扎在苏丹的东阿拉伯军团的一支。“在他身上，”魏茨曼写道，“融合着学者和实干家的双重品质，使我想到劳伦斯。”但一到耶路撒冷，他就经历了一场几乎是质的转变。他对复国主义者的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对穆夫提牛仔式的伎俩和英国军官的反犹主义感到厌恶。“每个人都在反对犹太人，”他宣称，“所以我支持他们！”
温盖特视察了被包围的英国军队和犹太农场。深夜，守军看到有个“毫不起眼的人物”前来造访，他头戴一顶博尔萨利诺帽或沃尔斯利式遮阳帽，身着破旧的棕榈沙滩服，系着一条皇家炮兵领带，看起来“像那种你见过的在特拉维夫咖啡馆附近闲逛的可疑的下层人”。三十三岁的温盖特上尉总是全部武装，有着“明亮的蓝眼睛、鹰一样的容貌和一副学者风范的远行苦行僧的外表”，他乘坐一辆“装满武器、地图、恩菲尔德步枪、米尔斯手榴弹和一本《圣经》”的斯图贝克轿车。温盖特判定“犹太人将提供比我们民族更好的士兵”。1938年3月，英军司令阿奇博尔德·韦弗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对温盖特这种“非凡个性”产生了深刻印象，他命令温盖特去训练犹太特种部队，并调动这些所谓的夜间特别行动队镇压叛乱。韦弗尔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那时没有意识这件事与T．E．劳伦斯有什么关联。”
温盖特在雅法门附近的法斯特酒店设立总部。他学会了流利地使用希伯来语，不久就成为复国主义者人人皆知的“朋友”，但他同时也被阿拉伯人看作敌人，被他的许多英国军官兄弟看作胆大妄为的怪人。温盖特搬出政府大厦，和妻子洛纳在塔尔皮奥特安家落户。露丝·达扬（Ruth Dayan）回忆道，洛纳“非常年轻漂亮，像个瓷娃娃，人们无法把自己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露丝的丈夫摩西·达扬（Moshe Dayan），俄国移民的儿子，二十二岁，出生在第一个设立的基布兹，当时已经秘密加入哈加纳并公开在犹太定居点警队中服役。“一天晚上，一个来自哈加纳的人在一名陌生的来访者陪同下出现了。温盖特身体瘦长，笨重的左轮手枪不离其身，随身携带一本小小的《圣经》。每次开展行动之前，他都要阅读《圣经》中关于我们正在开展行动的地方的段落”。这个尊崇《圣经》的福音派军事继承人带领他的夜间行动队反击了阿拉伯枪手。枪手们“被迫认识到他们不再能找到任何确保安全的道路：他们可能在任何地点的一场伏击中被俘”。英国在阿拉伯起义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训练了两万五千名犹太援军，包括由伊扎克·萨赫德——一个成为哈加纳参谋长的前俄国红军老兵——领导的其他突击队。“你们是马卡比的子孙，”温盖特告诉他们，“你们是犹太军队的首批士兵！”他们以其技能和精神为后来的以色列国防军奠定了基础。
1938年9月，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不仅姑息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侵略，还允许希特勒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借此腾出军队：两万五千人的增援部队来到了巴勒斯坦。然而，叛军却在耶路撒冷发动了一次大胆的奇袭：10月17日，叛军占领整个老城，封锁了城门，将英国军队赶了出去，甚至还发行了带有圣城标志的邮票。居住在雅法门附近的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自豪地看到一面阿拉伯旗帜飘扬在大卫塔上，一位被围困在西墙的拉比遭到阿拉伯抢手的恐吓。但10月19日，正如瓦希夫从他的家中看到的那样，英国人猛攻各个城门，重新夺回了这座城市，并杀死十九名枪手：“我无法描述那晚英军和叛乱分子之间的战斗。我们看到了多起爆炸，听到了炸弹和子弹难以置信的爆裂声。”
尽管对犹太人来说温盖特是个英雄，但对英国军官来说他的各种行动还是对英方越来越不利。他们听说温盖特曾一丝不挂地为客人们开门，还和一个犹太歌剧演唱家有过一腿。甚至达扬也承认：“依照通常的标准，温盖特不能被看作是正常人。每次行动之后他都一丝不挂地坐在角落里读《圣经》，还嚼着生葱。”温盖特的师长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gomery）少将不喜欢他的军事鲁莽行为和支持复国主义的做法。蒙哥马利后来告诉达扬，温盖特“精神上不稳定”。温盖特被命令返回耶路撒冷英军司令部。既然已有自己的军队，英国人就不再需要犹太人突击队了。
“我不在乎你是犹太人还是异教徒，”蒙哥马利告诉阿犹双方代表，“我的职责是维持法律和秩序，我也正是打算这么做的。”蒙哥马利宣布这场起义“最终已被粉碎”。五百个犹太人和一百五十个英国人被杀；而这次起义使巴勒斯坦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时至今日仍未恢复元气：所有二十到六十岁男丁的十分之一被杀、受伤或逃亡，一百四十六人被判死刑，五万人被捕，还有五千户人家的住宅遭到破坏。总共大约四千人被杀，他们中的许多阿拉伯人死于自己同胞之手。刚好那时欧洲可能马上需要英国军队。“我很遗憾要离开巴勒斯坦，”蒙哥马利说，“因为我在这里打了一场美好的战争。”[1]
内维尔·张伯伦的父亲曾提议在乌干达建立一个犹太国，张伯伦自己则决定推翻《贝尔福宣言》。如果战争爆发，犹太人除了支持英国反抗纳粹之外，别无选择，但阿拉伯人有一个现实的选择。“如果我们必须冒犯一方的话，”张伯伦说，“那就冒犯犹太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因此，他邀请双方以及众多阿拉伯国家在伦敦举行了一次会议。阿拉伯人提名穆夫提作为总代表，但考虑到英国不会容忍他的出现，最终决定由他的堂弟贾马尔·侯赛尼（Jamal al-Husseini）率领阿拉伯代表团参会。纳沙希比带领温和派与会。侯赛尼家族住在多尔切斯特，纳沙希比家族住在卡尔顿。魏茨曼和本-古里安代表复国主义者出席了会议。1939年2月7日，张伯伦不得不在圣雅各宫召开两次会议，因为阿拉伯人和复国主义者拒绝直接对谈。
张伯伦希望说服复国主义者同意停止移民，但被拒绝。3月15日，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其余地区，这表明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的失败。两天后，殖民部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提交了一部白皮书，建议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并且在五年之内将移民数量限制为每年一万五千人，而五年之后阿拉伯人将取得否决移民的权利，如此可在十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不是犹太国。这是整个20世纪期间，巴勒斯坦人从英国人或其他任何人那儿得到的最好的提议，但政治上表现极其无能又狂妄顽固的穆夫提从他的黎巴嫩流亡之地拒绝了白皮书。
本-古里安动员哈加纳预备役部队准备发起反抗英国人的战争，此时耶路撒冷犹太人发动了暴乱。6月2日，伊尔贡炸毁雅法门外的市场，杀死九名阿拉伯人。6月8日，一位正在进行东方游历的年轻美国游客约翰·肯尼迪（美国驻伦敦大使之子）在假期的最后一夜听到伊尔贡引爆的十四响爆炸声，整个圣城随即失去供电。此时有许多人对蒙哥马利将军的观点表示认同：“犹太人谋杀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谋杀犹太人，这种情况可能延续五十年。”
穆夫提和希特勒：耶路撒冷的世界战争
当阿道夫·希特勒似乎胜券在握时，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看到了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人和犹太人——的机会。法国已沦陷，德国军队正向莫斯科推进，而希特勒已启动他的“最终解决方案”，[2]开始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穆夫提转移到伊拉克指挥国外的反英阴谋，经过多次失败之后，他不得不逃亡伊朗，接着又遭到英国间谍的追踪。穆夫提开始了一场充满冒险的旅程，最终到达意大利。1941年10月27日，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罗马的威尼斯宫接见了穆夫提，支持他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如果犹太人想要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应该在美国建立特拉维夫，”领袖说，“我们意大利这儿有四万五千名犹太人，欧洲将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穆夫提非常满意这次会见，之后他去往了柏林。
11月28日下午4点30分，神色紧张的阿道夫·希特勒接见了穆夫提，此时苏联已将德国人阻截在莫斯科郊外。穆夫提的翻译向希特勒建议，依据阿拉伯人的传统，希特勒应该用咖啡款待穆夫提。希特勒神经质地回应道，他不喝咖啡。穆夫提询问翻译是否有问题，翻译安慰了穆夫提，然后向元首解释，客人还是要求咖啡。希特勒回答，即使是最高统帅部的人也不允许在他面前喝咖啡。然后他离开房间，回来时，旁边跟着一名端着柠檬水的党卫队员。
侯赛尼请求希特勒支持“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独立和统一”，并建立一个阿拉伯军团和国防军并肩作战。穆夫提向“世界未来的主人”提出的要求不只是巴勒斯坦，而是由他统治的阿拉伯帝国。
希特勒很高兴他和穆夫提有共同的敌人：德国正和两大犹太势力堡垒——英国和苏联进行生死斗争，他当然不希望巴勒斯坦会成为一个犹太国。实际上，元首暗示了他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德国决心一步一步要求欧洲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解决自身的犹太问题。”“德国军队到达高加索南出口时，”希特勒说，“德国的唯一目标将是摧毁居住在阿拉伯世界内的犹太成分。”
然而，在俄国和英国被打败之前，穆夫提觊觎整个中东的野心不可能实现。希特勒说，他“必须像个理智的人一样冷静又谨慎地思考和发言”，小心翼翼地不要冒犯他的法国维希同盟。“我们都为你的事担心，”希特勒告诉侯赛尼，“我知道你的人生故事。我兴致盎然地看着你从事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我很高兴你现在和我们在一起。”之后，希特勒称赞侯赛尼的蓝眼睛和红头发，判定他肯定有雅利安血统。
穆夫提不仅赞同希特勒对英国的战略对抗，而且表态支持希特勒以最致命的方式推动种族反犹主义。很久以后他还在回忆录中写道，他非常喜欢的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曾向他泄露，1943年夏天，纳粹“已经灭绝了三百多万犹太人”。穆夫提冷漠地吹嘘他支持纳粹：“因为我当时相信，如果德国人获得胜利，巴勒斯坦复国主义分子的任何踪迹将不复存在，但我却依旧存在。”[3]
穆夫提大老远地从多民族的耶路撒冷来到柏林，不出所料，那儿的犹太人对他的到来感到沮丧。穆夫提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以此认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是希特勒式的反犹分子”肯定是错误的。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同情犹太人处境的阿拉伯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厌恶英国人，因为“他们不公正、撒谎，同时也因为不满《贝尔福宣言》。阿拉伯人希望德国赢得战争。他们习惯于坐着收听新闻，等待着德国胜利的头版头条，一旦听到英国的好消息就满脸愁容”。
“听起来也许很奇怪”，哈齐姆·努赛贝回忆，战时的“耶路撒冷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繁荣”。英国人取缔了多个犹太军事组织：摩西·达扬和他的哈加纳战友遭到逮捕，并被囚禁于阿克要塞监狱。1941年5月，当英属巴勒斯坦遭到北非的轴心国军队和维希法属叙利亚夹攻时，除了温盖特和萨德赫的战斗人员之外，英国人又组建了一支小规模的犹太突击部队帕尔马赫，准备抗击纳粹。
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达扬，被派去进行突袭，为英国入侵维希法属叙利亚和黎巴嫩作准备。在黎巴嫩南部的一次交火中，达扬用双筒望远镜检查法军阵地时，“一颗步枪子弹击碎了望远镜，碎镜片和金属外壳嵌入了我的眼窝”。他不得不戴上眼罩，但当时他十分讨厌戴眼罩，感觉好似“一个残疾人，要是我可以去掉我的黑眼罩多好。它所引起的注意使我无法忍受，我宁愿把自己关在家里，也不愿意走在街上让人评头论足”。达扬和他年轻的妻子搬到耶路撒冷，在这里他可以接受治疗。他“喜欢绕着老城四处漫步，特别喜欢走在围墙上的狭窄小道上。某种程度上，我对新城很陌生，但老城却令人心醉”。考虑到德国人可能会占领巴勒斯坦，哈加纳在英国的帮助下准备走向地下。
耶路撒冷是流亡君主们——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南斯拉夫国王彼得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喜欢的一个避难地，他们全都住在大卫王饭店。皇帝赤脚穿过街道，并将他的皇冠放到圣墓大教堂内的祭坛脚下。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重又得到他的王位。[4]
无论日夜，大卫王饭店的走廊和酒吧都挤满了埃及、黎巴嫩、叙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埃塞俄比亚的王子王孙、名门显贵、骗子、朝臣、无业游民、大亨、皮条客、小白脸、交际花、电影明星以及同盟国、轴心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阿拉伯的间谍们，还有身着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军队制服的众多军官和外交官，以至于游客们不得不挤出一条路才能穿过走廊到达酒吧，喝到他们渴望的干马提尼。1942年，一位新客人登记入住，她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阿拉伯明星之一，她的一举一动反映出作为黎凡特贸易中心的耶路撒冷正在走向衰落。这位歌手用艺名阿斯玛罕（Asmahan）进行演唱，所到之处，无人能抗拒她危险的魅力，她是德鲁兹公主、埃及电影明星、阿拉伯流行歌手、高级妓女与多面间谍，而她也设法制造了一些她特有的混乱和神秘。
贫苦潦倒的贵族后裔阿莫尔·阿特拉什（Amal al-Altrash）于1918年逃到埃及，她是出生在叙利亚的德鲁兹人，十四岁时因其歌喉被发掘，十六岁时首次发行唱片，通过广播迅速成名，之后进入电影业。她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是她下巴上的美人痣。1933年，她嫁给她的表亲，叙利亚德鲁兹山的埃米尔（她和他两次结婚两次离婚）。她坚持要像一个自由的西方女性一样生活，即便是在丈夫的山中宫殿里，然而她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卫王饭店里度过的。1941年5月，王妃——或曰埃米尔夫人——被英国情报机构招募，返回维希法国控制下的大马士革，取悦和贿赂叙利亚领导人，以换取他们对同盟国的支持。当盟军重新夺回叙利亚和黎巴嫩时，阿特拉什受到戴高乐将军的亲自感谢。由于她的歌声、难以抗拒的美丽和极其开放的性生活（有双性恋嗜好），阿斯玛罕不久就哄骗了贝鲁特的自由法国和英国的将军们，她在这些人中挑拨离间，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双面间谍。丘吉尔的特使刘易斯·斯皮尔斯（Louis Spears）将军对她非常着迷。他说：“她过去是，并且将来也一直会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她的眼睛深邃碧绿，如同你穿过天堂到达的大海一样。她用机关枪的精确和速度击倒了众多英国军官。不用说，她需要钱。”据说，如果你是她的情人，在她的闺房里你不可能孤单，在那儿，你很容易发现一位将军躲在床下，一位躺在床上，而斯皮尔斯在吊灯上晃荡。
出于对同盟国违背“立刻同意阿拉伯国家独立”诺言的愤怒，这位王妃从一个英国情人那里偷取了大量的军事秘密，并试图将它们提供给德国人。当她在土耳其边境被拦截时，她咬伤了逮捕她的军官。自由法国突然暂停发薪给她，于是她搬到了耶路撒冷。当时阿斯玛罕才二十四岁，就成了大卫王饭店的“会客厅交际花”，整夜地喝着她喜欢的威士忌香槟鸡尾酒，勾引巴勒斯坦的王公贵族、更多的英国军官（及其夫人们）和阿里·汗王子。一位法国朋友回忆道：“她是个蛇蝎美人。”因为她姓阿特拉什（Altrash），英国女人称她为垃圾王妃（Pricess Trash）。阿斯玛罕震惊了自己的德鲁兹同胞，当她的首部电影在电影院上映时，他们甚至对着屏幕开火了——她太超前于她的时代了。阿斯玛罕可能是她自己最不利的敌人：她曾因试图摆脱埃及王太后纳兹莉而与一位内廷侍卫展开一段私情。为了一个男人，她和一个埃及舞蹈家争风吃醋，事件的高潮是两人争抢撕破对方的衣物。她把复国主义看作一种时尚的选择：“感谢上帝给我这些威尼斯皮货商。这至少意味着，你可以在耶路撒冷得到一件得体的毛皮大衣。”在这座城市度过一年之后，她又嫁给了第三任丈夫，一个埃及花花公子。1944年，她前往埃及拍摄电影《爱与复仇》，但电影尚未完成，她便在一场据说由军情六处、盖世太保、法鲁克国王（曾被她拒绝过）或她的冤家埃及著名歌唱家乌姆·库勒苏姆谋划的神秘车祸中溺死尼罗河。如果说她的兄弟法利德是阿拉伯世界的法兰克·辛纳屈，那她就是阿拉伯的玛丽莲·梦露。阿斯玛罕天使般的嗓音，尤其是她那首畅销歌曲《维也纳的迷人夜晚》，至今还深受人们喜爱。
大街上满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士兵。“耶路撒冷的帕夏”——地方长官爱德华·基思-罗奇的主要挑战是控制澳大利亚人，这些人经常出入新城中心的老亨斯曼斯饭店里由老鸨柴娜经营的一家妓院，由于多次检疫都未能控制性病的传播，罗奇将“柴娜和她的乌合之众逐出了城区”。
1942年，德国人向高加索纵深推进，同时，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正在向埃及推进。巴勒斯坦的伊休夫危在旦夕。在地中海对面的希腊，党卫军大队长沃尔夫·拉夫领导下的非洲别动队，已被指派去屠杀非洲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记录道：“当德国人到达托布鲁克时，犹太人的脸上显出了忧伤、难过和恐惧。”一个阿拉伯小贩用阿语叫喊着卖沙子——“拉梅尔”[5]听起来像“隆美尔”——使犹太人以为德国人正在逼近。“他们开始哭喊并不顾一切逃亡。”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回忆说。瓦希夫的医生是犹太人，他表示如果纳粹到达，他愿意藏匿医生和他的家人，但是医生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他向他的病人展示了他为自己和妻子准备的两个装有毒药的注射器。
1942年10月，蒙哥马利将军在阿拉曼重创德国人，魏茨曼把这个奇迹比作西拿基立从耶路撒冷的神秘撤离。但11月，首个关于大屠杀的可怕消息传到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邮报》刊登了德军“大规模屠杀波兰犹太人”的报道。耶路撒冷犹太人哀悼三天，并且在西墙举行了仪式。
1939年的白皮书宣布了英国人对犹太移民的制裁，这是最糟糕的时候：正值纳粹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遭受大屠杀之时，英国军队开始遣返载有绝望难民的船只。阿拉伯起义、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和白皮书使许多复国主义者确信，暴力是迫使英国允诺犹太家园的唯一方法。
犹太代办处控制着最大的民兵组织哈加纳、拥有两千多人的特种部队帕尔马赫，还有两万五千名由英国人训练的民兵。此时，本-古里安是无可争议的复国主义领导人，“一个矮胖的人，具有先知般震撼力的银发”环绕在他的秃顶周围，用阿莫司·奥兹的话说，他有“浓密的眉毛，粗大的鼻子，古代水手般突出而傲慢的下巴和一个光芒四射的‘农民预言家’的意志力”。然而，此时却是更为好战的伊尔贡发动了反抗英国人的战争，领导者是一名不愿妥协的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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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温盖特已在巴勒斯坦成名。丘吉尔非常喜欢他，后来一直支持他的事业。1941年，温盖特的“基甸部队”帮助埃塞俄比亚从意大利人手中解放出来。之后作为一名少将，他创建并指挥了“钦迪特远程突击队”，这是战时最大的联合特种部队，战斗在缅甸的日本战线后方。1944年，温盖特死于一场空难。
[2] 在希腊有一位和耶路撒冷有着特殊关系的王妃，她是一名勇敢的非犹太人，曾保护过犹太人。希腊安德鲁王妃，原来的巴滕堡的艾丽丝公主，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女，在六万希腊犹太人被杀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藏匿了三个科恩家族的人。1947年，她的儿子菲利普亲王，一名皇家海军中尉，迎娶了伊丽莎白公主，伊丽莎白公主四年后继承了王位。安德鲁王妃成了一位修女，像她的姨妈埃拉大公夫人一样。她住在伦敦，但决定死后葬在耶路撒冷。当她的女儿抱怨，从伦敦到耶路撒冷，即便对游客来说也是一段很漫长的旅行时，王妃反驳道：“胡说，从伊斯坦布尔到耶路撒冷有非常好的巴士交通！”1969年安德鲁王妃去世，但直到1988年，她才被埋葬在玛利亚·抹大拉教堂内她的姨妈埃拉附近。1994年，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在亚德·瓦谢姆——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参加了授予他母亲“国际义人”称号的仪式。
[3] “他跟纳粹罪犯一样说着有关‘犹太人’的呓语，”吉尔伯特·阿卡在他的《阿拉伯人与大屠杀》中写道，“这些精神错乱的说辞演变成了规模最大的反人类罪行。”阿胥喀补充道：“不可否认，穆夫提赞成纳粹的反犹学说，很容易与铸在泛伊斯兰模具中的一种狂热的反犹太思潮相适应。”在柏林举行的一次关于1943年《贝尔福宣言》周年纪念活动的演讲中，穆夫提讲道：“犹太人就像寄生虫一样生活在各民族当中，吸着他们的血，使他们的道德堕落……德国则非常明确地决定找到一种针对犹太人危险的最终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将消灭世上由犹太人所引起的一切灾难。”穆夫提在黎巴嫩流亡期间所写的回忆录中提道，他得知“二战期间犹太人的损失超过他们民族全部数量的百分之三十，而德国人的损失倒不大”。他又引用《锡安贤达议事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某人“暗箭伤人”的虚构故事为大屠杀辩护，他的理由是因为已经找不到科学的方法来改造犹太人。
[4] 20世纪30年代，登基前以塔法里王公之名闻名的这个皇帝，激励塔法里教人建立了牙买加，又帮助雷鬼乐歌手鲍勃·马利一举成名。鲍勃·马利把他赞为“犹太雄狮”和再次降临的耶稣基督。埃塞俄比亚和非洲是新的锡安。1974年，海尔·塞拉西被马克思主义派别“德格组织”谋杀。
[5] 阿拉伯语中“沙子”的发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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