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六
我在一身疲惫和不安中回来。林阿姨像料到我的不安，在我回来前已经把上校安顿上床，并替我铺好地铺：在上校的玩具间。她就坐在上校下午画画坐的凳子上等我回来，手上夹着烟。我比她预想的要回来得迟，我注意到，烟缸里已经躺着两个烟蒂。她问我要不要来一根，我说不要。我以前抽过烟，后来为攒回家路费戒了：我的机票钱就是这么一分分攒起来的。她说她是在前线医院里学会抽烟的，那时经常有缺胳膊断手的伤兵，他们苦闷，要抽烟，烟瘾大，自己没手，抽不来，都靠她喂他们抽，就这么不知不觉自己也上了瘾，像传染的。
“后来戒过，”她说，“这几年不知怎么的又死灰复燃。”她确实这么说的：死灰复燃，包括前面的“喂他们抽”。她说话经常冷不丁会冒出一些有趣的词，幽默一下，一边笑着，展出更多皱褶。
我知道，抽烟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人的焦虑。我也知道，是照顾上校的烦心把她的烟瘾又唤醒了。不是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嘛，还有什么比长年累月对付一个七老八十的小孩子更让人焦虑烦心的？她却不这么看，她说照顾上校让她感到无比安心，累是累，但累得有劲，有寄托，心里踏实。
抽着烟的她，有一种老人的威严和通达。
突然，她掐掉烟头，对我直通通说：“我想你来这里不仅仅是来看他吧。”
语焉不详，我不知该怎么作答。我坐在唯一一张小板凳上，心思一乱，想站起来，好像心思是有重量的，小板凳吃不消。
她对我摆摆手，示意我坐着别起身，接着说：“你可能更想来看我，村里人都把我当作个怪人是吧？”
我说：“没有，他们都说你是个大好人，都叫你观音菩萨。”
她说：“是啊，怪的就是我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说：“因为你们曾经是战友。”
她说：“他十七岁参军，从打红军到打鬼子，打解放军，打蒋介石，打美国佬，半辈子都在前线战场上，战友多了去，被他救过命的人也多了去，凭什么单我一人对他这么好？这里面一定有故事的。”
我觉出她有一种讲述往事的冲动。她和一个大孩子生活在一起，整天只能陪他说相似的话，却没人陪她说说自己，她一定是很孤独的，埋在心头的往事也许更孤独。随着年岁的向老，这种孤独也在长老，面临随时死亡的威胁。她也许并不怕自己死去，因为怕也没用，早迟的事，阻止不了。但往事可以活下来，往事——尤其是沉痛的往事——有活下来的自重和惯性。
后来我知道，她在我们村滞留那么长时间，和那么多人相处往来，从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自己这段往事，包括我父亲。村里人对上校的尊敬和对她的感激之情，让她失去了袒露心声的勇气：因为这是一颗黑暗之心，饱含罪孽之泪。在乡下，人心像日常生活一样粗糙简单，黑白分明，分辨不了黑白交织出来的复杂图案和色彩。爷爷就是例子，一错百错，一落千丈，死有余孽。她怕自己成为我爷爷的复制品，甘愿人无端猜测，莫名礼拜。她把过去锁在心里，把毒液含在嘴里。但这个夜晚，我的出现对她几乎有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我的身份是那么符合她的渴求，几乎是恰到好处：既是当事者——上校挚友之子，又是局外人——置身万里之外。她静静坐在那儿，灯光下，苍老毕现，欲望毕露，菜色的双唇被等待的渴望搅得蠢蠢欲动。
“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三〇年正月初七，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吧，我就出生在这个房间里。”没有征询我意见，没有开场白，只靠新点的一支烟的过渡，她直爽地翻开了自己尘封已久的历史簿——
家里有一亩桑树田和一间蚕房，我阿爸虽不是一把好劳力，但姆妈会裁缝，补上去，家里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差。后来阿爸把田和蚕房租给外乡人种养，自己跑生意，采购村里的丝绸，用船运到湖州南浔贩给中间商，赚差价，几年下来已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淞沪战争爆发时，我大哥十五岁，已被父亲送去上海读书，我七岁，也在镇上读小学。这说明我家当时确实已经有些钱。
但战争一下把我们家毁汰了，阿爸、姆妈、二哥、姐姐，四个人在同一个时间被鬼子飞机炸死的炸死，淹死的淹死。当时我们一家人在同一艘船上，准备逃难，去南浔，阿爸在那边有朋友。其实待在家里反而没事，你看这房子，不是好好的？这是命，不能回头说的。阿爸和二哥当场炸死，姆妈和姐是淹死的，她们和我都不会游水，只有大哥会，逃了命。我不知是怎么逃的命，反正等我有意识时已躺在河边，不知是谁把我救上岸的。这是我的命，命运等着我来吃一生世的苦。
我们回到村里，投靠阿爸的大兄弟。大阿叔人是好的，但大阿婶待人刻薄，经常饭桌上拉脸色，甩风凉话。大哥正处在青春期，吃不下冷脸色，一气之下翻了脸。好在住房、蚕房和桑田都在，生活设备也不缺，大哥也能养蚕，我也能照顾自己，可以凑合过日子。家里有盒粉笔，不知从哪儿来的。大哥每天在蚕房的竹柱上画一个叉，每次画时都对我讲：你快懂事，等你懂事了我就去当兵，杀鬼子报仇。画了一年半多，蚕房里的叉叉比蚕蛹还要多，一天早上我发现他房间空了，只留下一封信和一点钱，告诉我他走了，让我照顾好自己。我心里早有准备，并不意外和害怕。
两个月后，我收到大哥从长沙寄来的一封信，告诉我他已经加入薛岳将军的部队，在训练做机枪手。以后三年多我再没有收到他一丝音讯，收到时已是死讯，他已在一年前的长沙保卫战中牺牲，是邻村一个同他一起参军的人带回来的消息。那时我虽然才十二岁，但比二十岁的人都能干，洗衣、烧饭、养蚕、缫丝、纺线，样样能干。蚕房简陋，用竹排搭的，大哥用粉笔画的那些叉叉经不起风吹雨淋，像大哥的性命经不起枪林弹雨一样，消光了。我得知大哥牺牲后，也开始在蚕房里画叉，每天画一个。我想大哥用粉笔画，丢了命，我改用刀刻，用剪刀。
镇上经常有部队来秘密招兵，刻了一年多后我开始去找那些人接头，要参军。因为年纪不够，一次次被拒绝，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季末，夏季初，一支部队要了我。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把我带到江苏宜兴太湖边的一个山坞里，学习做护士的那一套。学习结业前，鬼子投降了，大家在操场上庆祝，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哭。我参军只为报仇，报不成仇，一家人白死了，我活着也是白活。当时我十五岁，已觉得活着没意思。这八年，我是靠仇恨养大的，仇恨死了，我活路也断了。那天夜里，人家唱歌唱哑了喉咙，我痛哭哭瞎了眼睛，两只眼珠子肿得要从眶里脱出来。
结业前一天晚上，又是搞庆祝。中途队长把我一个人叫走，带到他房间，问我是想去前线部队医院还是上海南京这种后方城市大医院。我说鬼子不是完蛋了，哪还有前线？他说鬼子是完蛋了，但共产党没完蛋，下一步要叫新四军八路军完蛋，仗有的打。我想自己是为打鬼子来参军的，打共产党没意思，就要求回上海。他答应我，同时要我答应给他身子。我不答应，他却不准我不答应，动手把我按倒在床上。正是大热天，我穿得少，他很快剥了我衣服，摸到我身子。我不是娇生惯养出来的小姑娘，我是个用剪刀刻了几年叉叉的受尽苦难又咬着深仇大恨的姑奶奶。我挣扎着，趁他要撒野时用脚狠狠踢了他裆部。他一下跪在地上叫死叫活，我又用他挂在墙上的手枪托砸破了他脑袋，砸昏了，用两张床单拧成绳，加上皮带，把他捆个结实，然后连夜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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