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
现在是北京时间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深夜九点，西班牙马德里时间下午三时。我有两个时间。我必须有两个时间，因为我被切成两半：一半在马德里，一半在中国。我已经六十二岁，在中国是退休的年纪，但我忙得很，现在。崛起的中国给了我创业的机会，我四十九岁开第一家公司，如今有三家，上百号员工，一堆事，几乎每个月要回国一两次，因为时差原因，经常白天黑夜连轴干。开始我担心身子会累垮，但十几年下来我身体越来越好，甚至称得上强壮。都说人是血肉之躯，在健康面前没有谁是铜墙铁壁，可我仿佛是个金刚之身，经常累得站着就睡着了，而疾病从没有在我身上醒过，十几年伤风感冒都没来招呼过我。我觉得自己有两个心脏，像我经常搭乘的民航客机，有两部引擎。
报纸上说，民航飞机是最安全的，因为所有核心机部都有双份，有预备。当然遇到恐怖分子预备再多也没用，只有预备死。恐怖分子是当今人类的肿瘤——这也是报纸上说的。我每天看报，回国看《参考消息》，在国外看西班牙《国家报》和中文版《侨新报》《欧洲时报》，四张报纸一年四季陪着我，影子一样，奖牌一样——我曾对妻子说过，它们是我年轻时与孤独交战的战利品。现在我不孤独，公司家庭，妻子儿孙，七姑八姨，员工老乡，都要我的时间，我忙得没时间孤独，孤独像风化的干尸，我不认识了，想不起了，唯一留下这战利品：看报纸，伤疤一样，褪不掉。托祖国的福，我生意越做越大了，去年我还去人民大会堂开过侨胞联谊会，中央四台报道过，我妻子在家里看见，激动地抱着孙子哭起来，把小家伙吓坏了。
做人如做梦，倒退几十年，我拿两个脑袋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父亲是怕爷爷作的孽把我作死——不死也活不好，才铤而走险，送我一条逃生之路。尽管这条路寒风凛冽，但事实证明，父亲的选择是明智的，那个乡村已经容不下我们，与其留下来受罚不如逃走。我逃了，其实大哥和二哥也逃了，方式不同而已。
我逃出来后第一站落脚在巴塞罗那，是西班牙海边的一个城市，很大很美，像中国的上海。城市有多大多美，我就有多小多丑，小得连名字都没有，大白天不敢上街，听到警笛就发抖。偷渡客都这样，像阴沟里的老鼠，只能苟且活着，能找到一条阴沟卖命就是最好的活路。我有幸在一家老一代华人开的鞋厂找到活路，一天上两个班，只做一道工，给皮鞋钉绳扣。一年学徒期不算，整整五年，经我手的皮鞋少说数以万计，可我没见过一分钱。我的钱都让龙头收走了。现在叫蛇头，那时叫龙头，龙头老大，本事很大的意思，带我们漂洋过海闯天下的。但不可能免费，要收钱，收的钱叫出头费。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他当初给接手的人付过出头费的，是一只金手镯，从上校屋里拿的，算偷吧。可龙头说，交手的人一个屁都没给他，只给他我一条命。就是说东西没到他手，我只有用工钱抵。手镯去了哪里？不知道，过去那么多年，当初接手的人作了古，说不清楚。
这是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回国，二十二年前的事，也不必要去说了。
报纸上说，人要学会放下，放下是一种饶人的善良，也是饶过自己的智慧。我这一生许多事都放下了，但有些事又怎么放得下？我在鞋厂给皮鞋钉了六年扣子，深知一个道理，扣子不是鞋带，可以脱下，扣子钉上去后就跟鞋子长在一起，脱不下的，脱下皮子就坏了。有些事长进血肉里，只有死才能放下。一九九一年，我还没做生意，挣钱难，为了攒足一张机票钱，我得熬五六年时间，像养大一个孩子一样难。我说过，那时回国是伤筋动骨，但只要伤得起，不是粉身碎骨，我是不会放弃的。我已经等了二十二年，每天我用回忆抵抗漫无边际的思念，用当牛作马的辛劳编织回来的梦。
一切都是为了回来！
像一个人不能把自己拎起来一样，我放不下回来的念想。一定意义上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回来。
谢天谢地，我总算等到了这一天：用二十二年等的一天！记得那天从售票台接过机票的一刻起，我的心就开始怦怦跳，像接到手的是一张生死命状，激动，紧张，害怕，兴奋，太多的情绪，太乱的心思，一路上我都天昏地黑的。等踏进家门，我一下咚地跪在地上，像这套纸票（我订的是中转往返票，便宜）有千斤重量，我负重竭尽全力挺一路，到家再也挺不住，累垮了。现在想起这些，我依然感到膝盖发胀，眼前浮现出妻子用手轻轻抹去我脸上泪水的情景，仿佛发生在昨天。
人活一世，总要经历很多事，有些事情像空气，随风飘散，不留痕迹；有些事情像水印子，留得了一时留不久；而有些事情则像木刻，刻上去了，消不失的。我觉得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像烙铁烙穿肉、伤到筋的疤，不但消不失，还会在阴雨天隐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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