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要在过去，每逢家玉出差回来，儿子要么一下子扑到她身上，将头埋在她的两腿之间，要么立刻去翻她的旅行包，看看母亲又给自己带回了什么礼物。现在不会了，他已经懂得了害羞。当家玉试图将他揽入怀中时，他竟然微微侧了一下身，将背对着她。可家玉知道他仍然在无声地笑。
“爸爸呢？”她摸一着儿子的头，朝端午的书房里看了一眼。
“去邮局了。他说一会儿就回来。”
“他怎么老是忘了关音响？你去把它关上吧，吵死人了！”
儿子刚想走，家玉又把他叫住了，他看见儿子的额头上有一块紫药水的斑痕。
“你额头上的伤怎么弄的？”
“踢球时不小心蹭的。”
“瞎编吧。是不是佐助给啄的？”
儿子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手里的那只鹦鹉，抖了抖身上铜锈般绿色的羽毛，警觉而充满敌意地望着家玉。
这只虎皮鹦鹉，是她有一次去西藏的途中，在经过一个名叫“莲禺”的藏族小村落时，从一个喇嘛的手里要回来的。不过，她很快就后悔了。自从这只鹦鹉来到了家中，每当家玉逼迫儿子回答“你最爱谁”这样无聊的问题时，在儿子的答案中，她只能屈居第二位。若若还给这只鹦鹉取了一个日本名字。佐助。事实上，鹦鹉这类动物，并不像她当初想象的那样温顺。它常常在半夜里发出怪叫，听上去也不怎么悦耳。若若的衣服没有一件是完好的，不是被它啄出了一个个圆洞，就是毛衣的袖口散了线。家中到处是它的粪便。
若若十周岁生日那天，端午从花鸟市场买回来一个铁架子。铁架上端有一个铝制的横条（若若把它称之为空中走廊），约有三公分宽，五十公分长。横条的两端各焊有一个铁皮小碗，一只碗装松仁、瓜子或小米，另一只则用来盛放清水。一条细细的金属链缚住了它的爪子，另一端则固定在铁架上。这样，鹦鹉就可以在架子上安然散步了。
家里乱成了一锅粥。满地都是拖鞋，东一只，西一只。餐桌上堆满了儿子玩具车的拼装零件，吃了一半的发黑的香蕉，用过的方便面的调味包。电视机和电脑都开着。金鱼缸上的水草灯已经不亮了，缸壁上爬了一层褐色的水锈，里边的草早已枯烂。而那条她最喜欢的“黄色潜水艇”也不见了踪影。她蹲在鱼缸前看了半天，只找到了两条瘦弱的“红绿灯”。它们的游一动，迟缓而虚弱，但一息尚存。
家玉暂时还没有心思整理屋子，她得先洗个澡。右边的乳头被蹭掉了一块皮，让水一冲，沙沙地疼。尽管乳晕上的伤口并不怎么明显，给她带来的感觉却相当恶劣。与小陶离别的那两三天，他们把除吃饭和短暂睡眠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性交，直到两个人都对这种古老的游戏感到腻味。最后，一种对未来不祥的忧惧，紧紧地攫住了她的心。她对自己的疯狂感到不可理喻。
在等候头发晾干的那段间歇，庞家玉歪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本苏童的《碧奴》，可一个字都看不下去。她拨通了徐景阳的电话，将唐宁湾房子被占的事，从头至尾跟他讲了一遍，然后问他：
“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合伙人耐心地听完她的话，以他一贯的理性、审慎和细致，慢条斯理地“嗯”了半天，一本正经地道：
“别挂电话。你让我想个五分钟。”
可过了不到两分钟，徐景阳就给出了他的答案：
“这样子，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直接去唐宁湾，找租房人协商，尽可能避免法律诉讼。”
“为什么？”
“法院从立案到调查取证，再到开庭，时间会拖得很长。即便法院开了庭，无非也是调解协商。当然喽，协商不成，法院也是会判的。可执行起来，又是另一个问题了。你是律师，应该明白其中的曲折。你是个急性子的人，在这么一件小事上耗个一年半载，从成本上说毫无必要。”
“听我老公说，占我房子的那个女人，似乎很难打交道，她还威胁说，如果我们再去干扰她正常的生活，她会立刻报警。”
“这是一个葫芦案。她这样说，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从理论上讲，她也是无辜的。她手里握有与颐居公司的正式租赁合同。对不对？你也可以去一下工商局，那里应该留有颐居公司的注册号、地址和电话。颐居是一所连锁公司，是不可能消失的。当然，你也可以要求工商局直接出面处理。”
“我明白了，多谢。挂了啊……”
“等一等。”徐景阳在电话的那头又叫住了她，“遇到这种事，千万不能着急啊！你务必从思想上告诫自己，把它看成是一个Game。Game，你懂吗？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凡事都得有一个Game心态，跟它不能较真的。别老想着自己冤，比你冤的人多了去了。大不了你也只是损失几个房租罢了。俗话说，事缓则圆，总会解决的。”
“我知道了。要是没别的事，我就……”
“等等，你这个人，性子是蛮急的。”徐景阳笑道，“你怎么也不问问，我现在在那儿？”
“你在哪儿？”
“肿瘤医院。”徐景阳兴奋地对她喊道，尽管听上去声音有点虚弱，“两周前，我把老婆骗回了娘家，还写了遗书，独自一人杀进了肿瘤医院。现在，我又从千军万马之中杀了出来。有点不可思议！”
“怎么回事？”
“前天上午做了手术。肺叶的切片报告已经出来了。祝贺我吧！是良性的。良性的。我现在的感觉无异于重生。我们病房一共有七个新进来的病人，包括走廊里的两个，只有我一个人是良性的，简直是奇迹！”稍后，徐景阳压低了声音，又道，“同病房的病友们前天还跟我有说有笑，可现在他们全都不理我了。仿佛我得跟他们一样，才会让他们满意。我能够理解他们对我的敌视态度，毕竟，我成了他们当中唯一的幸运者。”
说到这里，平时一贯沉稳持重的徐景阳，忽然像个孩子似的，大声地啜泣起来，让家玉颇感意外。
“我明天就来看你。”家玉的眼睛里也噙着泪光。可她心里十分清楚，她并不像徐景阳一样高兴，“出院后，你打算怎么庆祝？”
“当然得去一趟花家舍。”
“为什么是花家舍？”
“只能是花家舍。嘿嘿。必须的。”
她很不喜欢“必须的”这个流行语，进而讨厌所有的东北人。
放下电话，家玉很快就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朦胧中，她听见端午开门的声音，听见他和儿子小声地说话，感觉到他来到床边，静静地看了自己好一会儿，将她怀里紧紧抱着的那本《碧奴》抽走，随后，又在她身上盖了一条毛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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