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来的病人，只死了三个，一个老人，两个孩子，还有一个人刚送来，听说正在手术室急救，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谭功达问起大坝那边的情况如何，汤碧云忽然抬头看了他一眼，咯咯地笑了起来：“您是县长，怎么这些事情倒反过来要来问我？你是刚从月亮上下来的吗？”
不过，她还是絮絮叨叨地说：“普济是个高地，没什么损失。兴隆，常旺两乡受灾比较严重。听那边回来的人说，目前已经找到了六七具尸体，失踪人员还没有统计清楚。送到这里来的，都是重伤员，轻伤都就地安排在普济、夏庄的卫生院里。地委的医疗队今天早上已经赶到了。天气太热，昨晚这里的大夫们议论说，弄不好会有大的传染病发生，要是那样的话，事情就糟糕了……”
这该死的沼气！谭功达不禁红了脸：“听说，听说姚秘书也在这儿，怎么没见她？”
“她呀，您快别提了！” 一提起姚佩佩，汤碧云就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俗话说，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她昨天晚上才从家里赶过来，浑身上下淋了个落汤鸡，我们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去央求护士找衣服给她换。七手八脚总算把她伺候停当了，就让她帮着去抬伤员，没想到这个人丢人现眼，一见到那人嘴里吐出一血来，就把担架一扔，自己先晕了过去。把那伤员重重地摔在地上，嗷嗷地乱叫。大夫们还得先腾出手来救她，您说她这不是添乱吗？”
谭功达也笑了起来：“她人呢？”
“在住院部的104房间，躺在那儿吊盐水呢。我刚才还去看过她，早没事了。”
谭功达来到住院部，104病房的门开着。里边躺着几个待产的孕妇，家属们坐在床上聊天。谭功达伸着脖子朝里边张望了半天，才在北窗的墙边找到了姚佩佩。她正躺在床上照镜子呢。一看到谭功达，姚佩佩的脸上就露出吃惊的神色，随后她就笑了起来：
“怎么搞的？你怎么把自己弄得像个叫花子似的？”
她这一说，早已引得同病室的那些孕妇都把目光投向他。谭功达手里拎着一双凉鞋，打着赤脚，裤腿卷过了膝盖，大热天还穿着中山装，敞着怀。
“你怎么样？头还晕吗？”他在姚佩佩床头的一张小圆凳上坐了下来。
姚佩佩没有吱声，她紧蹙着眉头，嘴唇有些发干，过了半天，才叹了一口气，侧过身来看着他，轻声道：“我倒还好，你呢？你可怎么办呀？”
他知道姚佩佩话里的复杂意思，心头一热，喉咙就有点堵得难受。姚佩佩问他有没有吃午饭，谭功达摇了摇头。她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一个饭盒，说她姑妈刚给她送了点桂圆粥来，问他要不要吃。谭功达说，他没有一点胃口，只是想在这里静一静，一会儿就要走的。
姚佩佩说，大约是在星期五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她第一个接到高麻子打来的报警电话。她发了疯似的到处找他，可整幢楼都找遍了，就是不见他人影，她不断地给他家打电话，一直打到天黑，也没人接，这个时候，她才无奈地想起来，应该向白庭禹汇报。白庭禹一听大坝决了堤，当即就兴奋得不行。白庭禹让她通知所有县机关的工作人员，没下班的一个不许下班；已经回家的也要在20分钟之内召回，全体人员赶到四楼会议室开紧急会议。姚佩佩大着胆子没去开会，一直守在办公室里，守着那台电话机：
“我想着，万一你要是听到一点风声，说不定就会打电话来的。”姚佩佩道：“这两天，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去了外地？出了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在现场，接下去怎么办？”
“我哪儿也没去，”谭功达叹了口气道：“这些天我没在家住，一直在郊外的红旗养猪场。”
“你到养猪场去干什么？”
“都是那该死的沼气！”谭功达道：“星期三刚上班，沼气攻关小组的阿龙来找我，说他们试验了一年的沼气池已经可以产气点火了。问我要不要去现场看看。我们刚刚赶到那里，就下起雨来。”
“沼气成功了吗？”
“点了几次火，都没成功。后来阿龙说，雨下得太大，也许密封池进了水。在大雨的间歇，他带我去了二号池边看了看，阿龙还朝池子里丢一了一根火柴，谁知道“嘭”的一声，差点没把池子炸塌，还溅了我们一脸猪粪。”
“怪不得你身上一股臭味！”
“当天晚上，阿龙就让我在他们那儿打个地铺，住一宿，等第二天雨停了，再试一次，谁知这雨越下越大，没完没了。”
“那你眼下打算怎么办？”佩佩问他。
“我这就到普济水库那边跑一趟。”
姚佩佩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钱匣子来，把里面的钱和粮票都翻出来，递给他：
“你这会儿去那边，不就成了峨眉山上的猴子了么？”
“猴子？什么猴子？”
姚佩佩冷笑了一声，接着又说：“峨眉山上的猴子下来了，要去抢夺胜利果实……人家总指挥、副总指挥正忙得不亦乐乎，你这时跑去插一脚，哪里能讨到个好脸色？只是自取其辱。要我说，干脆你哪儿也别去。回家好好洗个澡，睡个觉是正经。这么一闹腾，别的事我不知道，好歹，你这个县长恐怕是做不成了。”
她见谭功达木呆呆地坐在那儿发愣，就轻轻地推了推他：“再说，你怎么去呢？小王又不在。”
“我在马路边随便拦个什么车就行了。”
谭功达来到
医院外，瞅见一辆运伤员的驴车，停在马路对面。一个黝一黑的中年汉子头戴一顶一破草帽，脖子上搭着条毛巾，正在给毛驴喂桑叶。谭功达朝他走过去，问他能不能捎他去普济。
“不行不行！”赶车的说：“给我多少钱都不行！一天跑两趟县城，我的这头驴都累得快吐血了，不要说你，呆会我自己回去，都舍不得坐。”
谭功达没再说什么。等到毛驴吃完了桑叶，那汉子晃了晃手里的柳条，赶着毛驴，一路摇摇晃晃地走了。在烈日炎炎的煤渣公路上，谭功达差不多站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拦下一辆车来。有一辆装煤的车倒是停了，可司机嘴里叼着卷烟，跳下车来就是一顿臭骂，连推带搡，差一点没把谭功达撵到路边的排水沟里。
谭功达气得双手在裤腰带上乱一摸了一气。他是在摸。这是他在部队时养成的习惯，每当他遇到难以忍受的耻辱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去腰上摸。
他听着淙淙流淌的渠水，脑子里悲哀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远方钢蓝色的群山，看了看那条蜿蜒起伏的煤渣公路，四周的旷野一片岑寂。
他把手里拎着的那双塑料凉鞋穿在脚上，返身朝县城的方向走。可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个世界在顷刻之间似乎突然变得与自己无关了，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黄昏的时候，他终于来到了梅城汽车站的售票窗口。里面有两个女售票员，正盘腿坐在床上打扑克牌。谭功达把脑袋伸进去，问她们有没有去普济的班车，那个年轻的姑娘立刻瞪了他一眼，道：
“最后一班车半个小时前已经走了。”
说完，她从床上跳下来，“啪”的一声就把那扇小门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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