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

——电视剧《背叛》原著小说——

第十章

　　罗马时间下午三时，飞机开始向终点降落，宏伟的千年古城近在脚下。

　　还没踏上这块土地夏英杰就感到了一种历史遗迹的沉重与震撼，似乎凯撒大帝的战马仍在嘶鸣，仿佛斯巴达克的钢刀仍在怒砍。天知道这里的哪一砖不是米开朗基罗的艺术灵感？哪一石不是天主教皇抚摸过的圣物？

　　然而，夏英杰感触最深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她的入境签证。

　　在意大利对中国人入境全球不变的政策和排外浪潮席卷欧洲的情况下，她和江薇居然能合法地进入罗马，其难度和代价可想而知，决不会像叶红军在海口轻描淡写的那样简单。

　　二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无论是在飞机上还是在中转国机场的休息厅，她都能听到中国人关于意大利移民政策的种种议论，其中有一句话竟像火烫一样烙在了她的心里，刺痛了她的自尊。一位老华侨感叹道：“在欧洲生活越来越难啦，中国人一多就坏事。”

　　通过意大利海关入境检查的时候，夏英杰远远地看见叶红军正朝她们招手。见面后，叶红军热情地与她们握手问候，帮着从行李推车上搬皮箱。

　　叶红军开着自己的旧丰田车接她们离开罗马机场，向市中心驶去。江薇自从下飞机后几乎没有说话，此时坐在车里才长出一口气，说：

　　“太紧张了，刚才太紧张了。”

　　“可以理解。”叶红军说，“我第一次进维也纳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情，生怕签证有麻烦，因为这种事情常有，不过你现在的心可以落地了。”

　　“现在我太激动了。”江薇兴奋地说，“昨天还在北京，转眼就到罗马了，真像在做梦，而且梦想成真了。”

　　叶红军笑笑，说：“出来的人都有三天的热，但是凉起来就不止是三天了。我可不是吓你，你要真想在欧洲站住脚，先做好脱骨扒皮的思想准备。”

　　江薇说：“现在欧洲国家都修订了移民政策，我能体会这次机会的份量，既然进来了，就是当牛做马也得坚持下去，要么死在这里，要么站住脚。”

　　江薇此刻的心情非常复杂，有高度紧张之后的突然失重，有奇迹般实现欧洲梦的激动，更感到了一种生存与人情的巨大压力。

　　汽车迎着冬天的寒风驶进市区，一路上既能欣赏到历史建筑的占典美，又能领略到现代大都会的宏伟与繁华。大街上不时能看到有中文标志的华人餐馆，也能看到四处流浪的吉普赛人。

　　来到东城一座公寓楼前，叶红军选了一个车位将车停好，然后拿上行李带着她们乘电梯上到十九层楼，打开一间房门。等她们进来后叶红军将两枚钥匙交给夏英杰说：“这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出租房，设施齐全，卫生间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保安人员日夜值班，楼下有停车场。家俱是我按普通标准置办的，先解决吃住问题。四开间的房子两个人住可能大了点，主要考虑到你写作和会客的需要。书房那台电脑的软件是电脑公司专门为华侨设计的，内容全面，实用性强，同时具有汉字书信，文件编辑功能，繁体字和简化字自动转换。总之，很适合你。”

　　夏英杰四处环视着，电话、电视、沙发、写字桌、书柜、席梦思床……生活用具应有尽有，简直像结婚的新房。她摇摇头说：“太奢侈了，太奢侈了，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想知道，这套房子的年租金是多少？”

　　叶红军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解释说：“房子是以我的名义租的，这样少了你们很多手续上的琐碎事。规格比起打工阶层是高了点，不过，我是按一坤的要求办事，他有他的考虑。你毕竟有点知名度，一坤不希望国内新闻出现不利于你个人形象的报道。”

　　夏英杰想起在海口时她给宋一坤买了四条“万宝路”香烟，宋一坤也是这样说的：太奢侈了，太奢侈了。她想起了山东那座小县城，想起了在山村学校教书的宋宝英。她心里又热又堵，品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说道：“什么个人形象？一坤做事总是让人摸不着头绪，非得让人揪着心才行。”

　　其实，对这套房子的规格最敏感的是江薇，高额的房租会给她心理造成更大的压力。她问：

　　“房子能不能调换一下？”

　　夏英杰这才意识到，不该当着江薇的面讲那些话。

　　叶红军说：“付过的钱再想要回来是不可能的。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在罗马住别墅的华侨也为数不少。”

　　江薇问：“我们的公司离这儿远吗？”

　　“不远，步行十分钟就能走到。”叶红军说，“你们先休息，明天我带你们去看公司，今晚我在梅丽饭店为你们接风，邀请了几位侨领和当地几位意大利朋友，主要是想让你们认识一下，了解了解这里的环境。”

　　江薇问：“能不能现在就去公司看看？”

　　“当然可以。”叶红军又问夏英杰，“你的意思呢？”

　　夏英杰笑了笑，说：“怎么搞的？到这儿突然不会说话了，怎么说都觉得不合适，比长途旅行还累。”

　　叶红军赶忙摊开双手说：“我可是最清白的。”

　　江薇的压抑心理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于是说：“以后我能不能挣钱不敢肯定，总之我已经是你们的人了，阿杰住哪儿我住哪儿，阿杰吃什么我吃什么，天塌砸大家。”

　　夏英杰说，“江薇，带上你的工作计划咱们去公司，先当回老板再说。”

　　江薇打开自己的皮箱取出一份早已拟定的工作设想。叶红军领着她们下楼，步行去公司。

　　欧亚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设在一座大厦内，这里企业机构林立，一楼是银行和商场，楼前是一个大停车场，整座建筑既古朴又壮观。乘电梯来到七楼，叶红军打开一间房门请她们进去。

　　这个房间有二十多平方米，用装饰墙隔成大小两间，里面有电话、电脑、传真机、打印机和专用办公桌椅。

　　叶红军把钥匙交给江薇，说：“这房子也许是这座大厦里最小的公司，但是能在这里租到房子规格已经不低了，对于初来乍到的人应薇算是高起点的。如果办公设备有不足的地方你可以提出来，办公用车得等你们在这里拿到驾驶执照以后再买不迟。阿杰最好也去考一本执照。”

　　“麻烦吗？”夏英杰问。

　　“不麻烦。”叶红军说，“这里的考试制度与国内不一样，随到随学，不受时间限制，教学设备是世界一流的，快的话，半个月就可以拿到执照，重要的是通过考试。”

　　“好，我参加学习。”夏英杰说，“你先看一下江薇的工作计划，可行的你就帮忙，不可行的地方你就指出来，提出可行的建议。总之第一件事就是招工，我希望自己能参与这里的工作，这样可以节省一份薪水开支，也可以扩大社会接触面。至于写作，我可以在业余时间进行。”

　　江薇立刻反对说：“那怎么行？我现在是你的经纪人，你是我的摇钱树，我和苏卫国都指望你下一本书发财呢。至于其它项目，那都是副业。”

　　叶红军也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不能介人公司这是一坤反复交待过的，让你把眼光放长远。其实你并没有吃闲饭，你能多出书稿就是最大的效益，包括眼下在内，你的吃住都是你自己挣来的。”

　　江薇说：“我的夏小姐，你现在就是关在家里写、写、写我就是抓住你摇、摇、摇。”

　　大家都笑起来。

　　叶红军看了江薇的工作计划，主要有四个内容：

　　一、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在中国影响很大，中央电视台每星期现场直播一场，并组织各种宣传活动。利用这一点，结合自身在出版、发行和信息方面的优势，全面收集意大利足球资料，及时将赛场花絮和名星轶事编辑整理，通过传真发回国内，进入图书市场。

　　二、广泛与意大利及欧洲的华人刊物建立联系，通过各种方式争取发表评论文章，宣传国内公司指定的新人、新书、新歌，与国内的营销需要相呼应。

　　三、发现和推出意大利的华侨文化作品，将有商业价值的新书。新歌介绍到国内。

　　四、立足罗马，广泛与意大利的文化团体接触，争取商业方面的文化交流，以购买音乐版权和组织文艺团体演出为主。

　　“想法不错，胃口也不小。”叶红军说，“如果你的工作再与华侨社团的活动结合起来，那就更有戏了。不过，要让你的公司真正发展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夏英杰说：“至少没你帮忙不行。”

　　叶红军拿出两张名片给她们每人一张，说：“什么时候让我帮忙就打电话，但是最好不要去咨询公司找我，因为通常情况下，在办公室谈话是以分钟为单位计费的。”

　　名片上印着罗马华商信息咨询公司的地址、电话，印着叶红军的一串头衔——

　　罗马华商信息咨询公司经理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罗马第三发行站主任

　　意大利华侨联合会会员

　　欧洲华人商讯联合会理事

　　欧洲华侨文化艺术联谊会理事

　　夏英杰从名片上大致看出了叶红军在罗马的生存方式，盈利工作和公益活动是良性互补的关系。江薇看过名片兴奋了，说：

　　“难怪你这么大的神通。有了这张联络图，我就更有信心了。叶大哥，现在向你咨询一下招工方面的信息，你不会收费吧？”

　　“怎么会呢？”叶红军笑笑，说，“就华人而言，罗马的人才不少，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特别是留学生，很多人以留学为名在打工挣钱。另外，这里也有到中国留学毕业的意大利人，这种人既能讲汉语又便于与当地人沟通，常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所以，只要条件优厚，我看人才不成问题、”

　　江薇说：“那咱们就尽快商量出招工条件，招聘三个人，争取公司早日运作起来。”

　　叶红军说：“我也希望这样，因为公司营业直接关系着你们的居留延期问题。根据新规定，以开办公司的形式申请延长签证，除了公司的注册证明外，还需要公司正常营业一年的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证明，这样才能认定公司是真实存在的，否则拒签。”

　　江薇问：“在罗马，我有多大的资金支配权？”

　　叶红军说：“公司注册资金是五亿六千万里拉，相当于三十五万美元，两百九十万人民币。实际银行资金是十八万美元。我对你们公司的原则是只管帮忙，既不参与也不干涉。所以，你有多少资金支配权是你们公司内部的事。”

　　江薇明白了，叶红军并不是宋一坤的全权代理人，甚至包括叶红军在内的他们这些人，即使远隔万里也仍然在受宋一坤的意志左右。

　　看过了公司，叶红军送她们返回公寓，在楼下停车场与她们道别。就在他要上车的时候，夏英杰忽然又叫住他，问道：“叶大哥，你在英国有熟人吗？”

　　“认识几个华侨社团的人。有事吗？”

　　夏英杰说：“我有一个女朋友在曼彻斯特，我想了解一点她的真实情况，希望你能帮忙。”

　　叶红军说：“曼彻斯特是座大城市，肯定会有华人组织，可以通过间接关系联络，应薇没问题。”

　　夏英杰从手袋里取出通讯录找到林萍的那一页，用钢笔在空白页上抄了一遍撕下交给叶红军，说：

　　“我担心她的处境不太好，仅仅是怀疑。所以这件事先不要惊动她本人，也不要声张。”

　　叶红军接过地址问：“这人对你很重要吗？”

　　“怎么说呢？她和我同在一个报社工作，同住一间宿舍，后来跟着一个男人出国了。其实人倒不错，就是文化低点，缺乏社会经验，特别爱虚荣。”

　　“我还能肯定她很漂亮。”叶红军说，“根据新闻常识，这类傻大姐运气好的不多。似乎她们是生物链的一部分，正好迎合食肉动物的需要。”

　　“太尖刻了吧？”夏英杰想了想说，“不过，也确有道理。”

　　叶红军说：“我不太同情这种女人，但是这并不妨碍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希望你的怀疑是错误的。”

　　“谢谢，拜托了。”夏英杰说。

　　叶红军带着林萍的地址，开车走了。

　　夏英杰一直望着汽车，直到从视线里消失了还凝神地站在那里，品味着叶红军的那句话——

　　这类傻大姐运气好的不多，似乎她们是生物链的一部分，正好迎合食肉动物的需要。

　　《遥远的救世主》计划三十万字完成。

　　这部作品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主要以2位女性的生活、工作、婚姻为线索，通过她们不同的社会层次、不同的知识阅种女人，历和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妇女平等问题的现状。

　　夏英杰创作之前就清醒地意识到：她这是在冒险，或者说在赌博。

　　作品所宣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实现了女性与男性在受教育的权力、就业机会和婚姻自主三大方面的平等，男人手里已经没有什么属于特权的东西了，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女人还向男人要些什么呢？男人手里还有什么呢？

　　要当哲学家吗？拿出思想来。

　　要当政治家吗？拿出纲领来。

　　要当军事家吗？拿出战绩来。

　　每一扇大门都是敞开的，能否进去那是女性自身的实力问题。如果以分配名额的方式让女性参政，那么它的大前提就已经失去了平等，是根本的不平等。

　　作品向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更多地从人类生存和社会分工来评价女性，赞美女人的天性和伟大的牺牲精神。作品倡导女性正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倡导男人表现出更多的宽阔胸怀和社会责任。

　　作品告诫女人：不可轻信那些高高在上的女权运动救世主们，不可轻信“女人为自己活着”的偏激观点，那些不顾实际而将男女接同一竞技规则计分的女权理论，表面上拔高了女性，最终却是伤害了女性。女性地位的提高有赖于自身的经济独立，有赖于发达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更多的适合女性生理特征的工作岗位，有赖于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夏英杰认为：只有承认差别才能更好地保护女性。女性要求的权益不应该是生存规则的平等，而是社会利益向女性一方的大倾斜。这个倾斜度将直接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尽管夏英杰完全站在了女性利益的立场上，但是她身为女人，毕竟直白地承认了男女之间的差别，毕竟是在说：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这很可能会因此而受到舆论界的攻击，很可能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很可能会失去一批读者。

　　但她决意要冒一下险，因为她不想撒谎。

　　来到罗马快一个月了，陌生的国度所产生的新奇感渐渐消失，夏英杰已经开始平静地对待这里的生活。她和江薇一起用了二十天的时间考取了汽车驾驶执照，买了一辆女式菲亚特轿车。

　　她将自己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了家里，着实让父母大吃一惊。她不定期地与宋一坤联系，让他掌握这里的情况。

　　从来到罗马的那一天起，夏英杰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硬指标，每天写作不能少于两千字。她已经有了一部小说的写作经验，加上详细的写作大纲和大量的参考资料，所以写起来比较顺手。开始学习汽车驾驶那些日子确实紧张，但是考试通过之后她就轻松多了，她可以从容安排自己的时间。

　　她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跑步，上午写作，直到完成两千字以上，晚上从事一些社交活动，广泛收集素材，为以后的创作做准备。

　　夏英杰的生活是平静的，然而欧洲华人社会却不平静。她的案头放着大量华人刊物，有《欧华》、《欧华时报》、《罗马侨讯》、烨夏文摘》、《荷兰华侨通讯》等等，从一些标题上就可以看到华人生活的一斑——

　　《震撼欧洲的浪潮：移民与排外》

　　《华人与黑手党又被划上等号》

　　《奥地利的“外国人法”与中国人“黑手党”事件之间》

　　《罗马之梦与签证的破灭》

　　《凶案发生在巴塞罗纳——一起华人自相残杀事件始末》

　　忡共公安来法与警方合作联合治黑》

　　《排外潮带来的政治风波》

　　《捍卫华人社会的整体利益与声誉》

　　尽管夏英杰对欧洲的社会文化还谈不上了解，但是中国人受歧视的事实她是感觉到了。在罗马的高级旅馆门前，英、美、德等十几个国家的国旗迎风飘扬，却惟独看不到庄严的五星红旗。

　　罗马街头，日本产的轿车，日本人的银行，日本人的超级商场随处可见。相比之下，似乎吉普赛人永远都在四处流浪，似乎罗马尼亚人永远都在街头卖报纸，似乎中国人永远都在开餐馆打工。

　　作为一个中国人，夏英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骨子里渴望祖国发达、强大。

　　在罗马，夏英杰的爱国主义情感用不着让谁来教育，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这天下午，夏英杰刚写完她的两千字指标，正在客厅里听音乐，门铃响了。她透过监视孔见是叶红军，便打开门。

　　叶红军将提包放在沙发上，脱掉皮手套和皮大衣，听着音乐说：“《教父》，这是一坤爱听的曲子。”

　　“就是他的。”夏英杰关掉录音机说，“这盘磁带从上海到江州，从北京到海南，有点历史了。这次出国我特意带来，想一坤了就听听。”

　　“今天我来有两件事。”叶红军从提包里取出十几本华人刊物说，“这些都是欧洲各国最新一期的，给你送来。另外，我又来募捐了。”

　　“又来化缘？”夏英杰感到意外，“我来罗马还不到一个月，已经捐过两次了。”

　　叶红军也有些不好意思，解释说：“第一次是为罗马华侨联合会捐助经费，第二次是为国内的助学希望工程，这次是为春节联欢活动。我是志愿参加春节活动组委会的，不但出钱还得出力，这事总得有一批人去操持。”

　　夏英杰这才忽然意识到，又要过春节了。算上今年，她已经有两个春节没在父母身边

“今天我来有两件事。”叶红军从提包里取出十几本华人刊物说，“这些都是欧洲各国最新一期的，给你送来。另外，我又来募捐了。”

　　“又来化缘？”夏英杰感到意外，“我来罗马还不到一个月，已经捐过两次了。”

　　叶红军也有些不好意思，解释说：“第一次是为罗马华侨联合会捐助经费，第二次是为国内了，而这次，连宋一坤也不能和她在一起。她心里一阵难过，想家，想宋一坤。她停了一会儿说：“都是中国人的事，当然应该出力。咱们还按以前的方式，捐款数目你来决定。”

　　“我看，你拿一百美元吧。”叶红军说，“募捐历来都是让人难堪的事，自己朋友就得多支持一点。”

　　夏英杰取了一百美元交给叶红军，说，“你来得正好，今晚如果你有时间，我想请你陪我去拜访一位台湾老华侨。江薇陪我去过三次都碰了钉子，她说再也不去了，但我还是不甘心。”

　　“这个人是谁？”叶红军问。

　　“巴顿饭店的石天文老先生。”

　　“他？”叶红军摇摇头说，“你不用费心思了，石老先生从不接受采访。”

　　“这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老人。”夏英杰说，“我这本书可能在五月份完成，必须早点为下一本书做准备。石天文的故事我只是零星听到一点，又感动又难过。如果故事完整，背景材料充足，我想写一部纪实小说。”

　　关于石天文，罗马的华人社会有一些他的传说，说他曾经如何威风八面，门庭若市；说他如何仗义疏财，助人于危难；说他为多少华人办了居留分文不取。想当年，有人给他封官戴顶，有人给他下跪磕头。然而当他一病不起，千金散尽的时候，立刻变成了一个孤零零无人问津的陌路人。

　　“写石天文，可读性没有问题。”叶红军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石老先生是否能接待你。我在罗马也有几年了，也听说不少人去采访他，但都没成功。你要考虑人文背景。”

　　“但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夏英杰略微有些激动地说，“石天文的生活背景是意大利，没有任何官方背景，我希望从人格角度写这位老人。”

　　叶红军说：“如果这样，你完全可以写一写一坤的姐姐宋宝英，她的故事不感人吗？”

　　夏英杰说：“宝英姐的事迹如果由我来写，写得再真实也要变质，容易引起误会。”

　　“你快从一坤的学堂里毕业了。”叶红军笑笑，说，“好吧，我陪你去碰碰运气。不过，你得先陪我募捐去，这样我就不用专门来接你。”

　　于是，夏英杰给江薇留了一张便条，拿上大衣跟着叶红军下楼了。

　　叶红军开着那辆旧车跑遍了本区的大小餐馆，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人们大都乐意为自己的民族节日捐款。但是，也有令人难堪的时候，叶红军一进门便被店主扔来一句：“又来了？”最后冷着脸把钱往他手里一塞，完全是打发叫花子的方式。

　　坐进车里，夏英杰感叹道：“你这才是自讨苦吃，真没看出，你还有这么高的觉悟。”

　　“人嘛，怎么都是活。”叶红军开着车说，“我听说江薇的工作不太顺利，到现在还没做成一笔生意。”

　　“一坤说过，江薇只要不捅大漏子就行。”夏英杰说完，话锋一转又道，“我看你对江薇挺关心的，有什么想法没有？这个忙我还能帮上一点。”

　　“这个玩笑开不得。”叶红军脸一红说，“我现在和丧家犬差不多，没根没底，什么都不能考虑。”

　　夏英杰说：“我看你和方子云一样，太难伺候。”

　　这时，汽车从罗马外事警察局大门前驶过，夏英杰看见上百名华人在门前静坐，便问：“叶大哥，他们在干什么？”

　　“抗议意大利警方拖延中国人的居留申请和签证延期。”叶红军说，“不少华人的居留期只有一年，警方对延期申请的审批常常一拖就是大半年，有的一年都没音讯，工作和生活就会受到困扰。”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叶红军扶着方向盘摇摇头，“你在写妇女平等权益的小说，这个主题既庄严又荒诞。纵观世界，强国与弱国之间，富国与穷国之间，哪一天平等过？民族与民族之间尚且不能平等，男人与男人之间尚有强弱之分，怎么可能谈到男女平等呢？即使是男人与女人，你夏英杰坐在车里与那些男人坐在警察局门口能平等吗？总统的女儿与失学女童的父亲能平等吗？这个世界，你从哪个角落里能找到平等？”

　　“这么说，我的选题原本就是多余的？”夏英杰问。

　　“那倒不是。”叶红军说，“文化嘛，自古就有学术型和实用型两种，按学术型去生活，头破血流。按实用型去著书立说，那是犯罪。能从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的人，通常被社会称为老谋深算。”

　　夏英杰说，“有个问题我一直不便开口，看来今天是个机会。你能不能实在地告诉我，在意大利移民政策最严厉的非常时期，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把我们办进来的？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叶红军凝神开车，沉默了片刻说：“你不该提这个让我为难的问题，我只能这样回答你，你不必把我看成是纯粹的好人，我也不敢这样标榜自己。”

　　“对不起，那就谈点别的吧。”夏英杰说，“据华人刊物讲，意大利警方把中国人与黑手党划等号了。意大利黑手党世界闻名，没有谁不知道。你认为这里的华人帮会真能与黑手党划等号吗？”

　　“笑话。”叶红军说，“我明白你想知道什么，但是你把我估计过高了。”

　　于是，叶红军向夏英杰介绍了一些有关“黑手党”的大体情况——

　　意大利黑手党也称马菲亚，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它的组织几乎遍及全球，既有非法经营，也有合法投资。非法买卖包括暗杀、贩毒、伪钞、军火、贿赂、走私、洗钱等等。有人说：欧共体的第十三个会员国就是马菲亚。由此可见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近年来，马菲亚暗杀了不少意大利法官，最著名的事件是：一九九O年李瓦提诺，一九九二年法尔科尼和同年伯尔谢利诺二位专门对付黑手党的法官被谋杀。

　　马菲亚在意大利早已成为“平行政府”，甚至有人建议：以意大利现政府之无能，还不如请马菲亚出来组阁政府，以其效率之高，可能比现政府更能管理好国家。

　　成王败寇，这是人类永恒的法则。

　　叶红军说：“马菲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不同于一般的黑道帮会。欧美的华人社会也有不少帮会组织，但远不足以相提并论。我在罗马办了一家很小的信息公司，只限于服务华人社会，靠牵线搭桥过日子，更不值得一提。靠中介作用生存，社会关系自然复杂一些，但是接触意大利人的商业机构非常有限，谁的脸上也没有刻着字，即使是真的接触到马菲亚自己也不会知道。”

　　夏英杰淡淡地笑了笑，说：“无论如何，我和江薇是在最不可能的时间以最不可能的方式进入了罗马。”

　　汽车开到罗马华人联合会会馆，叶红军将募捐的钱交付有关人员，出来时天已经快黑了。接着，他们驱车前往巴顿贩店。

　　巴顿饭店与后来居上的中餐馆相比，装修上显得古旧了，但是依稀可以看出三十年前的豪华与大气，依稀能联想出往日的风光。

　　夏英杰下车后像前三次一样推门步人饭店，然而无需她说明来意，一位意大利妇女便用标准的英语客气而又坚决地把她“轰”了出来，这位妇女就是百天文的太太，由于同样的事情反复发生，她和夏英杰已经成“熟人”了。

　　夏英杰无可奈何地站在门口，但是并没有急躁和失望，她用英语友好地对石太太说：

　　“对不起，我还会来的。”

　　刘东阳是何许人？天知道。

　　然而，产品是真的，专利证明和权威认证是真的，两百万元的资金投入是真的，包租整幢大楼和招募一百多名员工是真的。

　　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全是真的。

　　于是，刘东阳的真与不真便无须考证了。

　　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位于安河市西城区，占据了一家事业单位的一幢旧办公楼，合同租期为十五年，年租金为二十万元，并且每年以百分之五的幅度递增，每年的元月一日预付全年的租金。

　　这座楼分为三个单元。临近大院正门的一单元为办公机构，二单元为成品仓库和职工宿舍，三单元为生产车间。楼的顶部用钢铁焊着一排醒目的金黄色大字：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

　　方子云只在公司示范性地组织了一个多星期的生产，随后带两名公关人员离开四川，活动于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区，在开展广告宣传的同时，广泛与各地的经销商接触，建立新的特约销售网点。

　　得中原者得天下。

　　方氏保健调味球的广告以各种形式扑天盖地席卷中原，并通过卫星电视广告向全国幅射，人们每天都能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一位漂亮的家庭主妇对广大消费者说：方便我一个，保健一家人。

　　该产品以方便、保健、无色、无味等优点，以精美的包装和一流的广告设计，迅速占领了市场，一万两千只试销样品在三十五家大型商场的特约专柜顷刻间销售一空。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公司与各大商场签订供货合同一百四十份，订货总数八十余万只。

　　形势一片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公司上下群情振奋。尤其是领导层的先生小姐们，他们凭着敏捷的头脑预感到将来的事业规模，他们很自然地从“娃哈哈”由一口大锅到集团公司的发展历程看到自身所处时期的关键性，既然幸运地搭上了这班车，就要把位子坐稳，等待水涨船高。

　　然而，“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却根本不具备规模生产的设备能力，只停留在产品试验阶段简单的方式生产，其中最薄弱的环节有两个，一是专用生产材料的合成，二是半成品的磨光、精制。公司一开始就失去了生产与营销的平衡。

　　其实，市场形势好与不好，订货数量多与不多，对刘东阳并不重要，因为即使情况不好，他也会虚构出来一个火热的场面。

　　对于生产过程中的两个薄弱环节，他早有一套既定方针，他背着方子云亲自购进了一百吨劣质钢铁取代了专用合成材料，用增加磨光机的数量解决半成品的磨光、精制。

　　每只完整的调味球都是由丝扣相吻合的两部分组成，所有小孔都是由一台专用打孔机从外向里同时钻人的，球体外观虽然光滑，但内壁却布满了毛刺，如果不将毛刺进行磨光，使用者根本无法清洗，必然会刺伤或割伤手指。简单的加工方法是：每名工人的工作台上固定一个小型电动磨光机，对半成品进行内圆的磨光。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噪音。

　　冲压和打孔的生产速度是每秒钟生产一只半成品，而每台磨光机的手工磨光速度是每五分钟生产一只成品，悬殊极大。当磨光机增加到一盯台的时候，就汇成了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每个工人都必须用棉花球塞住耳孔才能工作。

　　噪音成了这一区域的最大公害，激起了附近居民的强烈不满，邻近单位也无不叫苦连大。

　　这天晚上，公司大楼静悄悄的，只有会议室还亮着灯，刘东阳召集主要管理人员研究生产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主管生产的副经理杨剑锋和办公室主任、财务主管、经理秘书等六人。

　　刘东阳说：“今天只讨论一个问题，噪音。我想问一下各位，这样的生产方式还能维持多久？还要不要生产下去？”

　　财务主管是位端庄文静的中年女士，她发言道：“我们现在的实际日产量是五千只，停产一天就要损失至少一万元的纯利润，而广告费、工资和其它杂费却照样得支出，这一反一正数目就大了。所以我的意见、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能停产。”

　　办公室主任说：“噪音问题，环保部门和新闻单位随时都可能出面干预，被迫停产已经不可避免了，这时候再抱幻想我看不太现实，我们应该拿出一套可行的应变措施，避免在新闻界引起是非，避免企业形象受到损害。”

　　副经理杨剑锋是位刚近出大学校门不久的小伙子，理论知识有一套，但是缺乏社会经验。他是诚心要干一番事业的，对刘东阳聘用他并且委以重任一直心怀感激。此时他发言道：

　　“我认为，停产是不可取的，损失太大。最近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最现实的方法是把噪音化整为零分解掉，分散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如果我们把寻求加工客户的广告打出来，相信会给附近居民一个定心丸，也能在环保部门和新闻媒介面前争取一个高姿态，或许还能维持一段生产，直到与分散加工接轨。”

　　财务主管立刻说：“现在每只半成品的加工费是三角，如果分散加工，这个加工费不会有人接受。再说，磨光车间的一百名工人怎么办？”

　　杨副经理答道：“多余的工人当然要辞掉，同时适当提高加工费，两项相抵我们的损失不会太大，至少比停产可取。”

　　经理秘书也是一位小伙子，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有三分之二的房子都要闲置，可以转租出去，增加一项收人来源。”

　　刘东阳似乎是在认真地听，其实他只用了一半的心思，另一半的心思在感叹他的幕后指挥者叶红军料事如神，他只不过是按照程序行事。他哪里知道，幕后之中还有一个幕后。

　　刘东阳见时机差不多了，便说：“我和方副经理千里迢迢来到四J；I，不是开做坊的，是要干一番事业。从发展眼光看，我们的房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转租房子实属小家子之举，绝对不可以。”

　　他喝了一口水，接着说：“分散加工的事剑锋向我谈过不止一次了，我也做过认真的考虑，原则上讲，在正规生产流水线没有建成以前，剑锋的方案是可行的。但是，不能急于打广告征寻加工客户，一定要等到环保部门和新闻单位干预以后，否则，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辞退工人，一旦打起官司，无论根据用工合同还是根据劳动保护法，我们都站不住脚，必须借助外界的压力形成合理合法的理由。”

　　“对呀，”秘书讨好地说，“还是刘经理看问题全面，那样一来工人就无话可说了。”

　　刘东阳设理他，继续说：“关于加工费，我建议每只定为两元，不忍痛割点向，不足以吸引合作者。我关心的是市场，暂时赔钱也要占领市杨，不能失信于经销商，不能失信于消费者。至于每只半成品的保证金，我们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成本价一律定为六元，不得多收。”

　　杨剑锋问：“够上签合同的最低基数定为多少？”

　　刘东阳说：“我们有一百台磨光机，那就一万只半成品配一台，以这个为合同基数，多者不限，发完为止。另外，为使客户放心交纳成本保证金，每份合同都要经过公证。广告词请你们大家下点功夫。”

　　“一百万只，”财务主管心疼地说，“每只加工费两元，我们就要损失一百多万元的利润，太可惜了。”

　　“但是你没有算另一笔账。”刘东阳说，“我们可以利用六百万元中的一部分建一条现代化的生产线，再用生产线作抵押从银行贷款向加工客户周转，这样一来我们公司就活了，就能高速度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资金短缺也是有限的，我完全有办法通过私人关系解决。”

　　办公室主任点头赞许道：“这着棋我看不错，一举三得。”

　　刘东阳说：“下一步的工作分为三路，方副经理的工作不变，我出去走走，选择一家合适的机械制造厂订做专用生产线。家里的工作由杨副经理全面负责，轿车也给你们留下，场面的应酬方便些。对于我的建议，有不同意见吗？”

　　“没有。”

　　大家都表了态。

　　“我明天就启程。”刘东阳笑笑，说，“那么，剑锋就得留在家里当替罪羊了，不管是环保部门还是新闻单位，都得你一个人挡着。记住，声势越大越好，能达到辞退工人的目的就行。否则，一个月拿出四五万来养着这些人，谁也受不了。”

　　杨剑锋说：“刘经理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办好。再说，如果电视曝光的话，怎么也不能让刘经理上这样的镜头。我相信，总有一天刘经理会以企业家的形象出现在电视里。”

　　“托你的吉言了。”刘东阳笑道。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刘东阳不动声色地将事态引向了自己所期望的轨道。

　　刘东阳走了，带着秘书“考察”去了。公司的工作由杨剑锋全面负责，噪音问题虽然给公司带来了麻烦，却给他个人带来了一次充分表现自己的机会。

　　就在刘东阳离开安河市的第三天上午，电视台记者一行五人来到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针对噪音问题对公司进行现场采访。

　　每一个磨光工序的操作工都清楚，公司停产对他们将意味着什么。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民工们大多缺乏法律意识，文化素质较低，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本能地对记者采访抱有抵触情绪，于是自发地对记者进行了围堵、阻拦，场面渐渐开始出现混乱，个别民工还做出了一些过激的举动，甚至将记者手中的话筒打落，将记者推倒在地。

　　一时，公司大楼前乱成一团。

　　扩大事端正好符合总经理的意图。副经理杨剑锋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文质彬彬地挤在人群中象征性地劝阻了一下闹事以民工，随后指使手下人向公安机关打电话报警。

　　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鸣着警笛冲进公司院内，几名警察从车内跳出维持秩序。与此同时，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赶到现场。电视摄像机将所发生的一切全部记录下来。

　　事态真的闹大了。

　　秩序稍有好转，杨剑锋在磨光车间的人群中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请问，你们总经理为何一直不肯露面？是否有意回避？”

　　杨剑锋：“刘经理三天前就离开安河去考察了，专门为了选择一家合适的机械制造厂订做专用生产线。在这里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刘经理对噪音问题一官非常重视，三天前专门召开会议，明确指示停止生产，直到新的生产线投入使用。刘经理走后公司的事务由我全面负责，我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没有及时执行公司决议，因为近百万只订货对谁都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所以，对今大的后果我应该负责任。我代表公司对附近受到噪音干扰的居民表示道歉，对今天受到围攻记者道歉，并诚心接受环保、工两、公安等部门的处罚。”

　　记者：“我们注意到杨副经理试图阻止民工闹事，并且及时派人打电话报警。但是对于噪音问题，我们希望公司能对附近居民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和具体的解释，保证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再受到干扰。”

　　杨剑锋：“我代表公司向附近居民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噪音干扰居民生活的事情，同时也借此机会向订货商保证，我们一定信守合同，按时交货。”

　　记者：“你们准备采取什么措施？”

　　杨剑锋：“在正规化生产线没有建成之前，我们将根据磨光工序的生产特点，制定一个阶段性的应变措施，不惜出高价，不惜亏本，从边远地区广泛征寻加工伙伴，将噪音化整为零，分解到远离闹市的农村偏僻地区。目前这个方案正在研究之中，很快就能付诸实施。我们的原则是，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不能失信于客户，不能放弃市场。”

　　记者：“民工对记者采访有抵触情绪，担心噪音问题曝光后公司被迫停产会失去工作。分解噪音的方法是否意味着民工仍有获得工作的机会？”

　　杨剑锋：“这要取决于每个民工是否有能力交纳一笔最低基数的产品信誉保证金。对于因停产而被迫辞退的工人，有两点我想说明一下，首先是征寻加工伙伴，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应征，将优先获得合作机会。其次，将来生产线建成后，他们当中如果有人愿意回来，将优先被录用。从公司的愿望说，公司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辞退工人的，这也是公司没有及时停产的原因之一，相信他们能够理解。”

　　当天，环保部门和公安机关分别对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作出处罚，两项罚款合计一万六千元。当晚，卫星电视在《社会焦点》栏目里对噪音问题进行了曝光和评论，而与此同时，方氏保健调味球的广告依然准时出现在同一个电视频道上，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景观。几天后，报纸也上演了与电视相同的一幕，广告与曝光同时出现在一张报纸上。

　　杨剑锋抓住时机，有理有节地将一百名磨光工人全部辞退，跟着在卫星电视和地方报纸上同时打出征寻加工伙伴的广告，广告词不但说明了公证、合理而又优厚的合作条件，还特别说明了寻求合作的原因。

　　尽管社会上的广告信息让人眼花燎乱，尽管新闻媒介不断有假广告骗局事件的报道，然而人们对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的广告却深信不疑，因为云阳公司一切的一切都太真实了，其规格档次都决非小做坊可比，无论电视广告还是电视曝光，人们从屏幕上看到的和听到的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云阳公司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和广阔前景的实实在在的企业。

　　于是，合作的人们来了，想借此踏踏实实挣钱的人们来了从山沟里。从村庄里，来到安河市云阳公司，在法律机关的公证下，放心地交出钱，放心地运走半成品。

　　杨剑锋没有辜负总经理的期望，很好地完成了公司的既定计划，不但将噪音分解出去了，而且收取了六百二十万元的信誉保证金。

　　而就在这个时候，刘东阳“考察”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了沈阳一家颇有知名度的机械制造厂的三位工程师，来云阳公司参观，为设计新的生产工艺做准备。

　　此举，无疑又是一种麻醉剂，目的在于麻醉公司管理层的人员。而巨款已经到手，这场骗局距离落幕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云阳公司又上卫星电视了。

　　这次出大事了。

　　当方子云的两位女助手急匆匆来到他的客房告诉他一个惊人消息的时候，方子云正灵感来潮，伏在卧室的写字台前创作一首诗，他右手拿着钢笔，左手夹着香烟，一缕烟雾在柔和的灯光里升腾。这首诗的名字叫《塑像的代价》，只有十行——

　　我时常想哭

　　用空，换取瞬间的解脱

　　而泪，却从不流落

　　上帝从不宽容弱者

　　上帝只承认结局而从不问为什么

　　当活着的责任战胜了死亡的诱惑

　　当活着不仅仅是活着

　　尊严告诉我

　　被鄙视

　　原来比死，更加残忍，深刻

　　方子云对这首诗还不太满意，总觉得要表达的意思还没有鲜明地表达出来，正用心作进一步修改。

　　郑州，是他活动的第五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他所从事的工作都只有两个——策划广告宣传和建立特约经销点。尽管他对生意上的事不太精通，但他的工作性质是往外花钱，所以比较容易。另外，他的两位助手都是高薪聘请的专业人才，具体事务都由她们去做，基本上不用他操心，他只是听汇报，把握大方向，必要时应酬一下场面上的事。所以，他既没有负担也不感到紧张，更多的时间是呆在客房里看书、创作，倒也悠然自在。

　　两位女助手的闯入打断了方子云的思路，他放下笔，看着两位一向风度优雅的漂亮小姐皱了一下眉头说：“刘总携款逃跑了？胡说！你们两个是不是脑子出毛病了，说梦话？”

　　一位小姐上前打开电视机，选出所要的频道，急切地说：

　　“大诗人，你自己看吧。”

　　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云阳公司副总经理杨剑锋，他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显得十分沮丧和紧张。他的侧面坐着两名穿制服的检察官，正面是一名女记者。

　　记者：刘东阳是用什么方法把那笔钱转移走的？要知道，六百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

　　杨剑锋：经过是这样的，刘经理说他哥哥要注册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外资暂时不能到位，为了应付验资，希望云阳公司临时垫付七十五万美元，期限为三个月，利息为10％。当时刘经理整天陪着沈阳的三位工程师研究生产线设计，好像并没有把借款当成一回事，只是让我们办公室的几个人商量一个意见。我们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借这笔钱。

　　记者：“为什么要借钱出去？”

　　杨剑锋：当时我们有四个考虑。第一，他是老板，借钱的又是他哥哥，担不担风险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我们这些雇员没关系。第二，这件事他自己完全可以决定，给人的感觉是他在有意试探我们对他是否忠心，所以我们都想表现一下。第三，借期三个月，并不影响云阳公司四个月以后的资金使用，如果放弃了变死钱为活钱的增值机会，怕被经理认为没有经济头脑、没魄力，对自己的处境不利。第四，改造旧工艺，建立新的生产线，云阳公司的资金肯定不够，刘经理计划从他两个哥哥那里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如果得罪了他们，那么生产线的事就可能办不成了。

　　记者：计划中的生产线主要解决哪些问题？它的建成与否对你们雇员有哪些影响？

　　杨剑锋：生产线主要解决噪音、效率和劳动强度三个问题。

　　分散加工是不得已的临时措施，公司几乎没有利润，或者可能赔钱，所以不可能长期坚持。如果没有新生产线上马，我们这些雇员可能面临失业。

　　记者：请你具体谈谈这笔钱失踪的经过，是谁经办的？在什么地方失踪的？

　　杨剑锋：根据刘经理的指示，我和会计具体经办，将资金打到外汇市场，兑换出七十五万美元，装进一只黑色皮箱里。我和会计陪着他乘火车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他一个人乘出租车回家送钱，从此就失踪了。我和会计等了整整两天，后来实在不放心，就按他身份证上的地址去找他，找到地址后刘东阳的家人说刘东阳几年前就死了，身份证早就丢了。我们这才感到出事了，赶快往深圳三阳房地产公司打电话询问，据查号台答复，深圳根本没有三阳房地产公司这个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向安河市检察院报案了。

　　记者：到现在为止，你作为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的副经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杨剑锋：我当时被槁糊涂了，回到安河以后也没搞明白，不能理解这件事。方氏保健调味球非常有发展远景，生产线建成以后，也许一年就能盈利六百万，没必要毁掉一个企业。

　　记者：据检察院证实，你们公司发放出去的一百多万只半成品，所用原料不是合成金属，而是劣质铁，其成本只是合成原料的十分之一。这个情况你事先知不知道？

　　杨剑锋：这件事是刘经理一手经办的，除他本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会计看到的是发票，我看到的是原料和合格证，谁也不会去怀疑刘经理会对自己的企业做假，都知道他是一个财大气粗的人。如果说这个企业从注册那天起就是一个大骗局，那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记者：在这个骗局中，你认为你个人应该负哪些责任？你们管理人员应该负哪些责任？

　　杨剑锋：不知道。我不认为我们雇员应该负什么责任，如果法律确认我们有责任，我也只好认命了，但我还是不知道应该吸取什么教训，也许是因为一切太真实了，也许是因为骗子太高明了。

　　这时，电视画面切换到一位四十多岁的检察官身上，并且打出一行字幕：安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国忠。

　　记者：刘检察长，针对这起发生在我市的特大诈骗案，请你给我们的电视观众谈一些情况。

　　刘检察长：这起诈骗案，预谋之周密、诈骗金额之大。受害人之多，在我们安河市还是首例，省市领导都非常重视，我们也成立了专案侦破组，配备了强大的警力，一定要追查到底。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布署，侦破工作全面展开，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受害人共有八十三人，全部是农民，有相当一部分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被骗金额是六百二十万人民币，其中二十万还留在账号上，这也是罪犯迷惑人的手段之一。

　　记者：罪犯投入几百万元的资金，这么大的骗局，罪犯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完成？

　　刘检察长：从无效的身份证，假三阳房地产公司和伪造的各种证明来看，预谋犯罪已确定无疑，从策划、筹资到实施，由一个人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还不能最后下结论。显然，这是一起高智商犯罪，罪犯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反侦察的准备，这给侦破工作增加了难度。

　　记者：据说这个公司的部分销售人员还在外地处于工作状态，这是否意味着公司仍有继续经营下去的可能性？是否意味着这个公司仍有责任能力？

　　刘检察长：在允许新闻媒介报道之前，我们有意识地对公司的一部分人封锁了消息，这是出于侦破工作的考虑，并不意味着这个公司仍有责任能力。事实上，公司除了几台简易设备和办公用品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了，因为大楼和轿车是他们租用的，并不拥有产权。所以，受骗的农民有可能蒙受损失。

　　记者：据我们了解，受骗农民与云阳公司签定的加工合同全部是经过公证的，也就是说是真实、合法、有效的，那么公证机关是否负有连带责任？

　　刘检察长：公证不是担保，它只认定合同的真实、合法和法律约束力。据我们了解，所有合同的公证内容和程序都是合法的，公证本身没有问题。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是要一查到底的。借此机会，我们正告犯罪分子，要认清形势，丢掉幻想，为自己的争取一点主动。

　　记者：各位观众，谢谢您收看《法制热线》节目。对于这起广大市民普遍关注的特大诈骗案，我们以后还将做追踪报道，请您注意收看。再见。

　　“终于下手了。”方子云心想。

　　他脸色苍白，手脚冰凉，呆呆地站在电视机前，脑子里顿时乱做一团。投入两百万元去设一个骗局，手笔之大真实、合法和法律约束力。据我们了解，所有合同的公证内容和程序都是合法的，公证本身没有问题。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是要一查到底的。借此机会，我们正告犯罪分子，要认清形势，丢掉幻想，为自己的争取一点主动。

　　震惊之余，求生的本能使他必须去考虑自身的安全。根据电视报道的内容分析，他一直处在检察机关的监视之下，他与安河的电话联系一直处在侦破人员的控制之下，云阳公司一切运作正常的信息都是假的，是为了稳住他、试探他、观察他。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否则检察机关不会允许电视报道，也就是说，对他已经不需要再封锁消息了。他又想起了宋一坤曾经给他规定的事项——

　　你的行为准则是：合情、合理、合法。从今天起，你的任何活动都必须能够说得清楚，无论从时间、地点。人证、物证等各方面都不得留下模糊不清的空白，都必须是真实的、坦然的。

　　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你不必推测，顺其自然。

　　他做到了，而且做得踏踏实实。现在，最重要的是进入自己的角色，找到这个角色的感觉。让事态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他的角色是什么呢？受害者，这场骗局中最大的受害者。女助手看着他呆滞的神态，关切地问：“方副经理，你怎么啦？你说话呀。”

　　方子云停了半晌才绝望地哺哺自语道：“太突然了，让人怎么能相信呢？这是老天存心跟我过不去呀！”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另一位小姐自嘲地感慨道，“我们被人愚弄了，真看不出来刘经理居然是个骗子。其实我们早被监视了，还傻乎乎地策划、谈判，真可笑。还有你大诗人，天都塌下来了，您老人家居然还躲在屋里写诗。”

　　女助手关掉电视道：“现在还说那些有什么用？还是商量一下我们怎么办吧。”

　　另一位小姐说：“方副经理，事情已经出来了，信不信都由不得你，还是冷静下来面对现实吧。你是股东之一，我们是被你们公司雇来的，如果你有良心的话，趁着你手里还掌握一点钱，马上把我们这个月的工资发了，否则我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再说，公安机关已经怀疑你了，你就是把钱留着最后也落不到你手里，我们两个人鞍前马后跟着你干了几个月，总不能让我们也跟着倒霉吧？”

　　“我脑子太乱，让我想想。”方子云无力地坐到沙发上，让人把烟拿给他。他点燃一支烟抽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

　　“好吧，工资发给你们，你们拿上钱准备一下，明天回家吧，我把火车票钱一并发给你们。”

　　就在这时，房门被打开了，一位客房服务员带着三名穿便衣的男人走进房间，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门被关上，其中一个男人说：“我们是安河市检察院的，来向你们了解一些情况。请两位女同志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两位女助手紧张地看了看方子云，被另外两个检察官带出了客房。

　　方子云想从沙发上站起来，刚做出动作。

　　“坐下，不要动！”检察官习惯性地喝了一声，然后目光向四周环视，从卧室的写字桌上拿起那首尚修改的诗，看了一下，又放回原处。

　　方子云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强压着火气冷冰冰地说：“同志，我不喜欢别人不经我的同意就擅自翻看我的作品，我对这种行为很反感。”

　　“你这是跟谁说话？”检察官也火了，“刚才的电视你已经看了，就不用我多说了，我不是到这儿和你聊天的，希望你端正态度，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

　　“你怎么知道我看电视了？”方子云间。

　　检察官说，“你是云阳公司的法人之一，你应该清楚自己要负什么责任。可以告诉你，在找你谈话之前，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调查过了。”

　　方子云把烟头拧进烟缸，闭口不言了。

　　检察官拉过一把椅子，居高临下地在方子云对面坐下，问：

　　“你第一次和刘东阳见面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谈了什么内容？”

　　方子云沉默。

　　检察官以责令的口吻说：“回答我的问题。”

　　方子云仍然沉默。

　　检察官似乎从方子云的沉默中感到了一线希望，威严地说：

　　“不说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事实永远都是事实，法律以事实为根据。”

　　“你错了。”方子云终于开口了，冷言道，“法律首先把每一个人都假设成罪犯。这个我懂。从你的口吻里我能感到，你已经把我当成罪犯了。我拒绝这种审问式的谈话，我有权用我认为合适的方式维护我的人格和尊严。”

　　检察官有些失望，换了一种口吻说：“好吧，我们坦率地谈谈。刚才是我态度生硬，我道歉。”

　　于是，方子云从怎样与刘东阳见面开始，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讲得非常细致、具体。最后说：“我所讲的都是事实，你们可以去调查。我对我所反应的情况可以负任何法律责任。”

　　检察官点点头：“我们已经去过玉南油田了，不但做了大量的调查，而且还依法搜查了你的房子，请你理解。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相信你的，也希望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方子云说：“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我甚至还没完全反应过来，还没有真正从心理上正视这个事实。”

　　检察官说：“我知道你是一位诗人，你为什么要改行经商呢？那并不是你的特长。”

　　“怎么说呢？”方子云苦笑着道，“过去有个曲线救国的说法，我就算曲线救诗吧。时代变了，诗人一文不值了。我想，如果有了钱，我就可以自费出版我的诗集，再搞一个诗社之类的活动，尽我一生所能，为诗歌的复兴作一点贡献。但是现在，全完了。”

　　检察官问：“研究调味球，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别人给你的建议？”

　　“当然是我自己的主意。”方子云说，“我是单身，工资又不高，吃饭还是以自己做为主。每次改善生活做料包的时候都很麻烦，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反复使用的料包，时间一长，想法就出来了，这也叫实践出真知吧。后来我把思路扩展了一下，觉得这个产品一定有市场，于是，就向朋友借了一笔钱，请专家帮助研究。后来钱不够，又借了一笔。一共十五万元。”

　　“是谁给你提供的资金？”检察官问，“十五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眼下还有什么能比借钱更难呢？”

　　“借给我钱的人叫宋一坤，是我大学的同学。”方子云答道，“我不但借到钱了，而且每次借钱都是在宋一坤自己也需要用钱的时候，而且既没有借据也没有利息和偿还期限的口头协定。”

　　“为什么？”

　　“君子之交。”方子云说，“如果他向我要求什么，或者我向他承诺什么，我们都会感到自己侮辱了对方。这种人格的交情，商人是无法理解的。从另一个方面说，他既然借给我钱就准备担风险了，如果我失败了，即使给他写了契约又有什么实际意义？我可以自信地说，只要我肯伸手，宋一坤还会帮我。”

　　“那么，”检察官说，“作为你这一方。你有没有想过要珍惜这种君子之交？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你无力偿还怎么办？你不在乎是否对得起朋友对你的信任吗？”

　　“怎么能不想呢？”方子云叹了口气，停了老半天才吃力地说，“这是我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借钱之前在想，借钱之后还在想，这个问题自始至终困扰着我。伸手借钱，下这个决心真不容易。”

　　“想出来点结果没有？”检察官问。

　　“一定要回答吗？”方子云反问。

　　检察官点点头。

　　方子云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对我下面的一段话希望你们不要公开，因为那是我的个人隐私。”

　　“如果与本案无关，我可以保证。”

　　“谢谢。”方子云自己点一支烟，说，“其实，在借钱之前我一直有自杀的念头。我敢肯定，宋一坤了解我的心态，他只是照顾一个男人的面子不说而已，因为这种心态不是别人劝两句就可以解决的。我想，我应该属于那种有妄想症的人，我想成为大艺术家、大诗人，受人尊敬，被人崇拜。但是我生错了年代，这个时代既不需要诗，也不需要诗人，只需要金钱。我是这个时代多余的人，我应该属于古朴的时代。作为诗人，诗的高贵与精深、诗的窘迫与尴尬，也只有诗人能体会。”

　　“但是，我不甘心。”方子云接着说，“我思索了很久，还是决定最后挣扎一下，也许我能成为命运的征服者，成为英雄，用我挣来的钱为诗歌的生存输血。于是，我借钱了。说到借钱，我首先想到的是失败。我早就打定主意了，既然事业上没有前途，如果经商再失败了，我就只能以死解脱，我会在遗嘱里写明，我的四本尚待出版的诗集共计五百多首诗，连同我的有关诗歌方面的文稿，全部归属宋一坤所有，以此作为我对他的一点报答和补偿。这是我惟一能做到的。”

　　“四本诗集能值十五万元吗？”检察官平静地问，“你刚才不是说，诗歌一文不值了吗？”

　　“这就是我无能、无奈或者无赖的一面，如果你一定要从商人的角度理解的话。”方子云有种被嘲讽的感觉，并不掩饰自己的愠怒，说：“关于四本诗集的商业价值，如果我死了，可能情形就不一样了，但我必须是已经死了，自杀了。我自信自己在社会上，至少在文学界多少还有一点知名度，其实刘东阳让我搞广告。推销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如果我死了，文学圈子多少会泛起一点涟漪，这时候诗集的商业价值有一个新闻效应的作用。说到五百多首诗的艺术价值，我认为决不是十五万元可以衡量的。否则的话，我这个人的一生就太悲惨了。”

　　检察官说：“既然宋一坤愿意帮助你，你为什么不把钱直接用在出版诗集上，而舍近求远绕一个圈子呢？”

　　“恕我直言，以你的职业所标志的学识，我对你刚才所提出的问题感到失望。”方子云摇摇头说：“靠别人输血活命与靠别人帮助你建立造血功能活命，你认为能一样吗？也许借钱两个字对于我，本身就是一块遮羞布，一张薄薄的纸而已，但是这张薄薄的纸却可以支撑我的自尊，我可以接受帮助却不能接受施舍，我想到的是体面地借钱。挣钱、还钱，至少我还想到了用最后的方式补偿别人。”

　　检察官冷不丁地问道：“对于你主持研究的这个项目，宋一坤给予了怎样的评价？”

　　方子云愣了一下，不解地看着检察官：“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检察官只得将原话重复了一遍。

　　“这个问题不成立。”方子云说，“宋一坤对这个项目几乎一无所知，怎么可能去评价呢？”

　　“你说他几乎一无所知，就是说他还是知道一点了？”检察官追问。

　　方子云说：“借钱总得有个理由，我当然要向他介绍我的设想。但是他对我的介绍不感兴趣，只是对我说，你不是一个轻易就肯伸手向别人借钱的人，只要你自己看准了，就干一次试试。”

　　检察官问：“你第二次向宋一坤借钱是在什么时间？都谈了什么？”

　　方子云答道：“经二次借钱的事是我向他打电话提出来的，因为我从报纸上看到他的未婚妻文稿竞价卖了八十多万元，知道他有钱。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在去年十月份，他说要去上海，路过江州。在江州见面后我才知道，他去上海原来也是为了借钱，为他的未婚妻筹集出国资金。当时我很不好意思，但是五万元对于他毕竟没什么大影响。我们在机场见面后他把钱交给我，随即送我去长途车站了，他得抓紧时间买火车票。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谈了一点中国的文化市场和文学发展方向之类的问题，因为他只对这些感兴趣。”

　　“你们一共见过几次面？”检察官问。

　　“那要看从什么时间算起了。”方子云说，“他在江州报社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常走动，他到上海以后我们之间就没有见过面只有书信交往。他从上海回来后，除了在玉南的那次见面之外最后一次是在江州他交给我五万元借款的时候。总之，两次都是借钱。”

　　“那么，”检察官说，“请你谈谈宋一坤和他未婚妻的情况，夏英杰也是你的同事嘛。”

　　“这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谈了一点中国的文化市场和文学发展方与本案有关吗？”方子云说，“你的提问我越听越不对味儿，你是查案子还是查别人的私生活？”

　　“你不必介意。”检察官说，“凡是与你有关系的人我们都要调查，例行公事。”

　　无奈，方子云将自己如何委托夏英杰去探望宋一坤，夏英杰与宋一坤如何认识、发展，从头到尾如实讲了一遍。整个故事，只有一处做了改动，那就是宋一坤的一句原话：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这句话被改成了：如果我能帮子云，我会尽力的。

　　最后，方子云说：“我认为，促使夏英杰了解宋一坤并且选择他的人，正是宋一坤的前妻自己，如果邓文英不去多心的话，如果她不是厅长的女儿，如果她不是留学法国，如果她不是北京梦妮奥时装公司副总经理的话，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检察官问：“你仔细想一下，你周围的人，谁有可能了解你这个产品的工艺过程？”

　　方子云想了一会儿，说：“除了我自己之外，只有四个人详细了解工艺过程，三位我聘请的研究人员，第四个人就是刘东阳，他看过所有的资料，包括录像、图片和文件。另外，因为实验室是租用农机修造厂的房子，所以厂里的人也有可能了解一些情况。如果还有的话，那就是产品的技术鉴定部门，我曾向他们提供过所有资料。”

　　“在你与刘东阳的接触中，你发现过不正常的情况没有？哪怕任何一个细微的小节？”

　　“说实话，我根本没有注意过，更没有怀疑过他。如果我感觉到这个人不可靠，我是不会与他合作的。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他真是骗子。”

　　“那么，你根据什么感觉他可靠？”

　　“我查看过他的身份证和名片，他举止很有修养，待人和气，不吹牛，不讲大话，一看就是好人，谁也不会认为他是骗子。”

　　检察官说：“现在你已经知道了。那么你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或者说你在想什么？”

　　“不知道，我说不上来，就是难受。浑身没力气，胸口堵得慌，心里不是滋味。”方子云说，“如果这是一场骗局，那我是什么？一方面是嫌疑犯，另一方面是受骗的傻瓜，智商低下。依我过去的那点小名气，这次一下子有新闻了，真的要出大名了，丢人哪！我在想，莫非老天真的容不下我？”

　　“可以理解。”检察官同情地点点头，问，“刘东阳的诈骗行为对你在经济上有什么影响？”

　　“这不明摆着嘛，公司的大好形势断送了，盈利、分红都成了泡影。”方子云答道，“现在，我的命运就拴在这个产品的专利权上了。我对法律懂得不多，不知道我这种情况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谁让我是股东，是副经理呢？听天由命吧。如果我不用去当刘东阳的替罪羊，如果法律部门不用我的专利权去补偿刘东阳造成的损失，如果产品的专利权还能属于我，那么我还能有一线希望。否则，我没有机会了。”

　　他们的对话每一字，每一句都被监听、录音。

　　检察官的谈话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对各种可能性都做了充分估计，他的语言看似平淡，却处处暗藏锋芒。而方子云的谈话是在突如奇来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时间准备，不可能虚构一个完整的体系，他的语言虽然书生气较浓，但可信度高。

　　其实，在这次正面谈话之前，检察机关已经在玉南、安河以及方子云曾活动过的几个城市对他进行了大量而周密的调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方子云参与了刘东阳的诈骗阴谋，调查结果基本肯定了他是清白的，是受害者之一。这次谈话，检察官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这是一次明知没有希望而又必须为之的程序。

　　谈话进行到这个程度，看上去已经没有什么话题了。但是检察官仍不肯放弃努力，说道：

　　“这次受害的农民有八十多个，他们之中，被骗金额最少的是六万元，最多的是十二万元，而这些受害者绝大多数来自边远贫困地区，他们的钱，有的是村里各家各户凑起来的，有的是学校向学生家长集资的，有的是向亲戚朋友四处借来的。电视曝光后，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被骗的真相，后果会怎么样呢？可以想象他们会疯了、会绝望、会痛不欲生，接着就是逼债。殴斗、自杀之类，失去理智的农民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

　　“你想暗示我什么？你的话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方子云直言不讳地说，“好像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是我丧尽天良。这个世界每天都有灾难发生，波黑在进行战争，非洲难民如潮，还有车祸、火灾、凶杀、抢劫，难道都是我的责任？我也同情受骗的农民，我心里也难过，我自己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能怎么样呢？如果你们认为我也有罪，杀头、坐牢都可以，我无话可说。在中国，连将军、部长甚至国家主席都可以冤死，我一介草民又算什么呢？”

　　“你理解错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事情的严重性，没有别的意思。”检察官淡淡一笑，说：“明天你和我们一起回安河，我们还需要向你了解情况，你也需要回去处理一下公司方面的事务。希望你不要背思想包袱，也不要有其它的消极念头，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一切都是能搞清楚的。”

　　方子云说：“我听从你们的安排。”

　　“那好，你休息吧。”检察官从椅子上站起来，似乎要离开房间了，却忽然问道：“能不能告诉我，你写的那首诗是什么意思？特别是那两句，上帝从不宽容弱者，上帝只承认结局而从不问为什么。那是否说明了你对伦理道德的一种理解？”

　　“一个诗人，一个脑子里只有艺术的人，却不得不去从事他一窍不通的商业活动，上帝高雅吗？公平吗？”方子云站起身，冷漠而又自嘲地说：

　　“这首诗写的真不是时候，那是只有成功者才有资格抒发出来的沧桑。看到公司的形势很好，我以为自己成功了，是命运的征服者，谁知这首诗还没来得及修改完美，一切就变了。真是莫大的讽刺。”

　　冒名刘东阳的人连同他所携走的七十五万美元巨款无影无踪，毫无线索。

　　专案组认定，云阳公司诈骗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高智能经济犯罪，无论后台人物是谁，实施这项计划都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一、了解调味球的全部生产工艺。

　　二、具备两百万以上的经济实力。

　　三、有精干的执行人。

　　方子云作为产品专利持有人，与罪犯一道来安河市投资，既是股东又是法人代表之一，具备同谋作案的一切条件，有重大嫌疑，被专案组列入首要调查对象。然而，当各路调查结果汇总之后，方子云被排除嫌疑了，他是清白的。

　　于是，作为向方子云提供科研资金的人，宋一坤被列为新的调查焦点，围绕着资料、资金和执行人三个问题，专案组展开了新一轮全面调查。

　　在海口，侦查人员搜查了宋一坤的住所，没有发现任何疑点。主要询问内容如下——

　　侦查员：你连方子云想干什么都不了解，而且他连张惜条都没打，这样借钱给他，你认为合乎情理吗？

　　宋一坤：我自己做的事情，不需要考虑别人是否认为合不合情理，符合我们之间的情理就可以。

　　侦查员：你第二次借钱给方子云，正是你向赵洪借钱的时候，这一出一进，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宋一坤：少了五万元对我来说并不影响夏英杰出国，但对方子云就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坎。

　　侦查员：据我们了解，你可以从许多朋友那里借到钱，却为什么舍近求远，一定要到上海找赵洪借钱呢？其实赵洪并不是大户。

　　宋一坤：因为赵洪借过我的钱，而且是在没有任何经济担保的情况下，所以向他借钱比较容易开口。至于是否能从别人那里借到钱，我没有那个自信。

　　侦查员：在你三次离开海口当中，见过方子云几次？是在什么时间？谈了多久？他都给了你什么东西？

　　宋一坤：见过一次，大约是去年十月份，呆了约半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在从机场到长途车站的出租车上。另外更正一下，不是他给我东西，而是我给他五万元现金。

　　侦查员：你为什么不与夏英杰一起出国呢？

　　宋一坤：这是我和夏英杰之间的事，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对生活的安排，我们也是如此。

　　侦查员：你一个人呆在海口做什么？

　　宋一坤：夏英杰是作家，而且是非常有前途的作家，我理当帮她一把，所以我搞文学创作理论研究。资料全在电脑里，你们已经看到了。

　　在北京，侦查员对邓文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询问，主要内容如下——

　　侦查员：谈谈你对宋一坤的看法。

　　邓文英：我恨他。

　　侦查员：为什么？

　　邓文英：他伤害了我的自尊，仅此而已。

　　侦查员：我是说，他的人格、人品怎么样？你曾是他的妻子，你是最了解他的。

　　邓文英：怎么说呢？他这个人让你觉得非常平淡，淡得没有一点味道，但你又总能感到一种居高临下的东西在你头上，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东西。你总是错的，你不由自主觉得自己渺小，那种感觉让你难以忍受，直想大喊大叫，但你又控制不住自己从心里喜欢他。

　　侦查员：宋一坤在玉南油田借给方子云十万元钱，当时你们还没有离婚，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吧。

　　邓文英：我知道，他告诉我了。

　　侦查员：他让方子云用这笔钱干什么？

　　邓文英：方子云打算经商，至于怎么用这笔钱那是方子云自己的事，宋一坤不会干涉，否则就不会借给他。

　　侦查员：方子云一共向宋一坤借了十五万元，竟然连张借据都没写，你认为可能吗？

　　邓文英：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能。他们的关系看似平淡，但境界和文化层次很高，很纯净。

　　在上海，赵洪向办案人员出示了宋一坤借款三十万元的契约，并回答了有关提问，主要内容如下——

　　侦查员：宋一坤惜钱做什么？

　　赵洪：随便他做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只相信他到期能把本息还给我。不过我还是告诉你，他借钱是为了给他未婚妻出国筹资。

　　侦查员：宋一坤的朋友不少，借钱对他来说不算太难，为什么他只向你借钱呢？

　　赵洪：那说明我们之间更有信用。

　　侦查员：宋一坤除了借钱，还约见过哪些人？

　　赵洪：在上海，能和他称得上朋友的只有我一个。从他下火车进上海到他上飞机离开上海，我一直都陪着他，不会错的。

　　在江州，王海接受了专案组的询问——

　　侦查员：据我们掌握，你曾两次去海口面见宋一坤，你找他做什么？

　　王海：朋友之间，非得有事才去吗？太势利了吧？我就是想去看看他。巩固一下关系。

　　侦查员：为什么要巩固？你们不是很好吗？

　　王海：不一样，过去我们之间商业合作的关系多一点，但是我希望有他这样的朋友，和他这样的文化人在一起我会觉得自己有面子。现在社会上对有钱的人都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太俗，也许我们真的俗。

　　侦查员：他向你借了多少钱？

　　王海：借钱？我听不懂你的意思，你想知道什么就照直问，我没必要瞒你什么，你也不要绕圈子。

　　侦查员：我是问，他向你借过钱没有？

　　王海：没有。

　　在深圳，宏远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光接受了专案组人员的询问，主要内容是——

　　侦查员：你与宋一坤在上海分别后，他来找过你或者你去找过他没有？

　　周立光：没有。我们之间有几次电话联系，互相问个好，从没见面。

　　侦查员：电话联系中，你们讨论过什么事情没有？比如向你借钱？

　　周立光：绝对没有，我对我所讲的情况可以负任何法律责任。不过，假如他真有困难找到我的话，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他。

　　侦查员：为什么？

　　周立光：我很敬重这个人，有思想，有性格。

　　另外，专案组在安河市侨务部门的配合下，通过非官方渠道与罗马的某个有一定活动能力的华侨取得电话联系，委托他通过适当的方法了解一下夏英杰的生活以及欧亚文化艺术传播公司的资产状态。罗马的信息很快反馈回来，与宋一坤在海口所提供的情况完全吻合。这就是说，宋一坤的资产状况是清楚的。

　　对宋一坤的调查是周密细致的，各路调查结果汇总、分析，没有发现疑点。宋一坤的生活从时间、地点、人证、物证，一切都清清楚楚。在专案组的第三次案情分析会上，对宋一坤的情况进行了论证。

　　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无论策划这场骗局的幕后人有多么高明，策划骗局，决不可能在专利产品研究出来之前进行，这是一个分界线。

　　冒名刘东阳的人首次出现是在安河市，参加一个招商引资大会，时间是九三年十一月中旬，宾馆的记录和招商大会的工作人员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宋一坤与方子云的见面时间是一九九三年十月下旬，两者之间相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假设方子云撒谎了，假设那次见面宋一坤接触到产品资料了，假设宋一坤就是幕后人。宋一坤从接到资料到分析、研究、策划，到筹集两百万元资金，到挑选、确定执行人，到联系、购买各种假证件，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这样大的工作量，几乎不可能。即使能做到，这种大规模的筹资和突发性的人员变动也不可能没有一点痕迹。

　　再者，假设幕后人是宋一坤，他的动机是什么？要知道，云阳公司的前景非常可观，其长远效益决非骗局的利益可比较，没有理由将这样好的形势断送掉。况且，夏英杰出名、出国，他们有自己的公司和事业，有文化层次很高的社会活动，没有必要去铤而走险。

　　更重要的是，宋一坤没有两百万元的资金条件，没有执行人的人员条件。

　　于是，宋一坤被排除嫌疑。

　　于是，侦查工作陷人僵滞。

　　专案组重新对案情进行研究，认为这场骗局中有两个现象不容忽视——

　　一、冒名刘东阳的人出现的时间与具备策划骗局条件的时间相比较，前者的时间明显超前，这可能说明，在方子云还没有征寻投资商之前，诈骗组织已经存在了。

　　二、骗局是在合法经营利益高于诈骗利益条件下收场的，从策划者利益驱动的心理分析，不符合逻辑，这其中一定有非常特殊的原因。

　　因此，专案组大胆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

　　策划者是一个专业诈骗集团，具备资金、人员、组织等一系列运作条件，有丰富的金融、法律知识，有一定的诈骗经验和系统的策划能力，专门在社会上物色适合诈骗的对象，一旦发现便能迅速捕捉目标实施诈骗，而不需要任何筹集资金，选配人员，制做证件等前期准备工作。方子云的项目被策划者选中完全是一种偶然性，因为这个项目具备了策划者预先设定的某些条件。

　　策划者在云阳公司发展前景看好的情况下收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担心投资人的身份由假到真、由黑变白的过渡当中出现差错，前功尽弃，所以不得已而为之。二、诈骗的运作资金可能是挪用公款，有严格的使用时间，必须在预定的期限内归位。

　　根据这个假设，专案组重新划出了一个侦查范围：一、策划者十分熟悉安河市，有可能是安河市人或在安河附近。二、策划者具有专业知识强、运作规模较大、周期较长、投入资金额较高，其公开身份很可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三、策划者有可能是金融系统的人，或与银行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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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电视剧《背叛》原著小说——第十章

背叛

——电视剧《背叛》原著小说——

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