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二十四史 ›› 旧五代史 ››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志四
作者：宋·薛居正等
◎礼志上〔案：《礼志序》，原本阙佚。〕
梁开平元年夏四月，太祖初受禅，乃立四庙於西京，从近古之制也。
唐同光二年六月，太常礼院奏“国家兴建之初，已於北都置庙，今克复天下，迁都洛阳，却复本朝宗庙。按礼无二庙之文，其北都宗庙请废”乃下尚书省集议。礼部尚书王正言等奏议曰“伏以都邑之制，宗庙为先。今卜洛居尊，开基御宇，事当师古，神必依人。北都先置宗庙，不宜并设。况每年朝享，礼有常规，时日既同，神何所据。窃闻近例，亦有从权。如神主已修，迎之藏於夹室。若庙宇已崇，虚之以为恒制。若齐桓公之庙二主，礼无明文，古者师行，亦无迁於庙主。昔天后之崇巩、洛，礼谓非宜。汉皇之恋丰、滕，事无所法。况本朝故事，礼院具明，洛邑旧都，嵩高正位，岂宜远宫阙之居，建祖宗之庙。事非可久，理在从长。其北都宗庙，请准太常礼院申奏停废”从之。
天成元年，中书舍人马缟奏曰“伏见汉、晋已来，诸侯王宗室承袭帝统，除七庙之外，皆别追尊亲庙。汉光武皇帝立先四代於南阳，其后桓帝已下，亦皆上考前修，追崇先代。乞依两汉故事，别立亲庙”诏下尚书省，集百官定议。礼部尚书萧顷等议曰“伏见方册所载，圣概所存，将达蘋藻之诚，宜有楶棁之制，臣等集议，其追尊位号及建庙都邑，乞特降制命，依马缟所议”
天成二年，中书门下又上奏“伏以两汉以诸侯王入继帝统，则必易名上谥，广孝称皇，载於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乞圣慈，俯从人愿，许取皇而荐号，兼上谥以尊名，改置圆陵，仍增兵卫”遂诏太常礼院定其仪制焉。太常博士王丕等引汉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间孝王曰孝穆皇帝、父蠡吾侯曰孝崇皇帝为例，请付太常卿定谥。刑部侍郎、权判太常卿马缟复议曰“伏准两汉故事，以诸侯王宗室入承帝统，则必追尊父祖，修树园陵，西汉宣帝、东汉光武，孝飨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别崇谥法，追曰某皇，所谓孝德、孝穆之类是也。前代惟孙皓自乌程侯继嗣，追父和为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训。今据礼院状，汉安帝以下，若据本纪，又不见“帝”字。伏以谥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缘礼院已曾奏闻，难将两汉故事，便述尊名，请诏百官集议”时右仆射李琪等议曰“伏睹历代已来，宗庙成制，继袭无异，沿革或殊。马缟所奏，礼有按据，乞下制命，令马缟虔依典册，以述尊名”时明宗意欲兼加“帝”字，乃下诏曰“朕闻开国承家，得以制礼作乐，故三皇不相袭，五帝不相沿，随代创规，於礼无爽。矧或情关祖祢，事系烝尝。且追谥追尊，称皇与帝，既有减增之字，合陈褒贬之辞。大约二名俱为尊称，若三皇之代故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二号。至若玄元皇帝，事隔千祀，宗追一源，犹显册於鸿名，岂须遵於汉典。况朕居九五之位，为亿兆之尊，不可总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代，苟随执议，何表孝诚。可委宰臣与百官详定，集两班於中书，逐班各陈所见”惟李琪等请於祖祢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众议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庙为先，事系承祧，义符致美。且圣朝追尊之日，即引汉氏旧仪，在汉氏封崇之时，复依何代故事。理关凝滞，未协圣谟。道合变通，方为民则。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礼作乐，正朔服色，尚有改更，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应州必立别庙，即地远上都。今据开元中追尊皋陶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皆立庙於京都。臣等商量所议追尊四庙，望依御札并加皇帝之号，兼请於洛京立庙”敕“宜於应州旧宅立庙，馀依所奏”〔案《文献通考》：后唐之所谓七庙者，以沙陀之献祖国昌、太祖克用、庄宗存勖而上继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此所谓四庙者，又明宗代北之高、曾、祖、父也。〕
其年八月，太常礼院奏“庄宗神主以此月十日祔庙，七室之内，合有祧迁”中书门下奏议，请祧懿祖一室。后下百僚集议，礼部尚书萧顷等奏，请从中书所奏，从之。
应顺元年正月，中书门下奏“太常以大行山陵毕祔庙。今太庙见飨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献祖、太祖、庄宗，大行升祔，礼合祧迁献祖，请下尚书省集议”太子少傅卢质等议曰“臣等以亲尽从祧，垂於旧典，疑事无质，素有明文。顷庄宗皇帝再造寰区。复隆宗庙，追三祖於先远，复四室於本朝，式遇祧迁，旋成沿革。及庄宗升祔，以懿祖从祧，盖非嗣立之君，所以先迁其室。光武灭新之后，始有追尊之仪，比只在於南阳，元不归於太庙，引事且疏於故实，此时须禀於新规。将来升祔先庙，次合祧迁献祖，既协随时之义，又符变体之文”从之。时议以懿祖赐姓於懿宗，以支庶系大宗例，宜以懿祖为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尧而宗太宗。若依汉光武，则宜於代州立献祖而下亲庙，其唐庙依旧礼行之可也，而议谥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称懿祖，父子俱“懿”，於理可乎。将朱耶三世与唐室四庙连叙昭穆，非礼之甚也。议祧者不知受氏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献祖。以礼论之，始祧昭宗，次祧献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岂可祧乎。
晋天福二年正月，中书门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庙，望令所司速具制度典礼以闻”从之。二月，太常埔士段颙议曰：
夫宗庙之制，历代为难，须考礼经，以求故事。谨按《尚书·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终於文祖”此是尧之庙也，犹未载其数。又按《郊祀录》曰：夏立五庙，商立六庙，周立七庙。汉初立祖宗庙於郡国，共计一百六十七所。后汉光武中兴后，别立六庙。魏明帝初立亲庙四，后重议依周法立七庙。晋武帝受禅，初立六庙，后复立七庙。宋武帝初立六庙，齐朝亦立六庙。隋文帝受命，初立亲庙四，至大业元年，炀帝欲遵周法，议立七庙。次属传禅於唐，武德元年六月四日，始立四庙於长安，至贞观九年，命有司详议庙制，遂立七庙，至开元十一年后，创立九庙。又按《礼记·丧服小记》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郑玄注云：高祖巳下至祢四世，即亲尽也，更立始祖为不迁之庙，共五庙也。又按《礼记·祭法》及《王制》、《孔子家语》、《春秋谷梁传》并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此是降杀以两之义。又按《尚书·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又按《疑义》云：天子立七庙，或四庙，盖有其义也。如四庙者，从祢至高祖已下亲尽，故有四庙之理。又立七庙者，缘自古圣王，祖有功，宗有德，更封立始祖，即於四亲庙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定数，所以有五庙、六庙，或七庙、九庙，欲后代子孙观其功德，故《尚书》云“七世之庙，可以观德”矣。又按周舍论云“自江左已来，晋、宋、齐、梁相承，多立七庙”今臣等参详，唯立七庙，即并通其理。伏缘宗庙事大，不敢执以一理定之，故检七庙、四庙二件之文，俱得其宜，他所论者，并皆勿取。请下三省集百官详议。
敕旨宜依。左仆射刘昫等议曰：
臣等今月八日，伏奉敕命於尚书省集议太常博士段颙所议宗庙事。伏以将敷至化，以达万方，克致平和，必先宗庙。故《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疏云“周制之七者，太祖庙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太祖，后稷也。商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夏则五庙，无太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自夏及周，少不减五，多不过七”又云“天子七庙，皆据周也。有其人则七，无其人则五。若诸侯庙制，虽有其人，则不过五。此则天子、诸侯七、五之异明矣”至於三代已后魏、晋、宋、齐、隋及唐初，多立六庙或四庙，盖於建国之始，不盈七庙之数也。今欲请立自高祖已下四亲庙，其始祖一庙，未敢轻议，伏俟圣裁。
御史中丞张昭远奏议曰：
臣前月中预都省集议宗庙事，伏见议状於亲庙之外，请别立始祖一庙，近奏中书门下牒，再令百官於都省议定闻奏者。
臣读十四代史书，见二千年故事，观诸家宗庙，都无始祖之称，唯商、周二代，以稷、契为太祖。《礼记》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与四亲庙”又曰“商人六庙，契及成汤与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庙，不立太祖，惟禹与二昭、二穆而已”据《王制》郑玄所释，即商、周以稷、契为太祖，夏后无太祖，亦无追谥之庙。自商、周以来，时更十代，皆於亲庙之中，以有功者为太祖，无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即恐词繁，事要证明，须陈梗概。汉以高祖父太上皇执嘉无社稷功，不立庙号，高帝自为高祖。魏以曹公相汉，垂三十年，始封於魏，故为太祖。晋以宣王辅魏有功，立为高祖，以景帝始封晋，故为太祖。宋氏先世，官阀卑微，虽追崇帝号，刘裕自为高祖。南齐高帝之父，位至右将军，生无封爵，不得为太祖，高帝自为太祖。梁武帝父顺之，佐佑齐室，封侯，位至领军、丹阳尹，虽不受封於梁，亦为太祖。陈武帝父文赞，生无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赠侍中，封义兴公，及武帝即位，亦追为太祖。周闵帝以父泰相西魏，经营王业，始封於周，故为太祖。隋文帝父忠，辅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为太祖。唐高祖神尧祖父虎为周八柱国，隋代追封唐公，故为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庙，朱公先世无名位，虽追册四庙，不立太祖，朱公自为太祖。此则前代追册太祖，不出亲庙之成例也。
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汉、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为祖宗，商、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际，故追尊为太祖。自秦、汉之后，其礼不然，虽祖有功，仍须亲庙。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证明。秦称造父之后，不以造父为始祖。汉称唐尧、刘累之后，不以尧、累为始祖。魏称曹参之后，不以参为始祖。晋称赵将司马卬之后，不以卬为始祖。宋称汉楚元王之后，不以元王为始祖。齐、梁皆称萧何之后，不以萧何为始祖。陈称太丘长陈寔之后，不以实为始祖。元魏称李陵之后，不以陵为始祖。后周称神农之后，不以神农为始祖。隋称杨震之后，不以杨震为始祖。唐称皋陶、老子之后，不以皋陶、老子为始祖。唯唐高宗则天武后临朝，革唐称周，又立七庙，仍追册周文王姬昌为始祖，此盖当时附丽之徒，不谙故实，武立姬庙，乖越已甚，曲台之人，到今嗤诮。臣远观秦、汉，下至周、隋，礼乐衣冠，声明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议庙之初，英才间出，如温、魏、颜、虞通今古，封、萧、薛、杜达礼仪，制度宪章，必有师法。
夫追崇先王、先母之仪，起於周代。据《史记》及礼经云“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一戎衣而有天下，尊为天子，宗庙飨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据此言之，周武虽祀七世，追为王号者，但四世而已。故自东汉以来，有国之初，多崇四庙，从周制也。况商因夏礼，汉习秦仪，无劳博访之文，宜约已成之制。请依隋、唐有国之初，创立四庙，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为太祖。谨议以闻。
敕：宜令尚书省集百官，将前议状与张昭远所陈，速定夺闻奏。左仆射刘昫等再议奏曰：
臣等今月十三日，再於尚书省集百官详议。夫王者祖武宗文，郊天祀地，故有追崇之典，以申配飨之仪。初详太常礼院议状，唯立七庙四庙，即并通其理。其他所论，并皆勿取。七庙者，按《礼记·王制》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云“此周制也”详其礼经，即是周家七庙之定数。四庙者，谓高、曾、祖、祢四世也。按《周本纪》及《礼记·大传》皆曰“武王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后稷为尧稷官，故追尊为太祖”此即周武王初有天下，追尊四庙之明文也。故自叹、魏已降，迄於周、隋，创业之君，追谥不过四世，约周制也。此礼行之已久，事在不疑。今参详都省前议状，请立四庙外，别引始祖，取裁未为定议。续准敕据御史中丞张昭远奏，请创立四庙之外，无别封始祖之文。况国家礼乐刑名，皆依唐典，宗庙之制，须约旧章。请依唐朝追尊献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故事，追尊四庙为定”
从之。
七年七月，太常礼院奏“国朝见飨四庙：靖祖、肃祖、睿祖、宪祖。今大行皇帝将行升祔，按《会要》：唐武德元年，立四庙於长安。贞观九年，高祖神尧皇帝崩，命有司详议庙制，议以高祖神主并旧四室祔庙。今先帝神主，请同唐高祖升祔”从之。
汉天福十二年闰七月，时汉高祖已即位，尚仍天福之号。太常博士段颙奏议曰“伏以宗庙之制，历代为难，须按礼经，旁求故实，又缘礼贵随时，损益不定。今参详历代故事，立高、曾、祖、祢四庙，更上追远祖光武皇帝为始祖百代不迁之庙，居东向之位，共为五庙，庶符往例，又合礼经”诏尚书省集百官议。吏部尚书窦贞固等议云“按《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疏云“周制之七庙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太祖，后稷也”。又云“天子七庙，皆据周也。有其人则七，无其人则五”至於光武中兴及历代多立六庙或四庙，盖建国之始，未盈七庙之数。又按《郊祀录》王肃云“德厚者流泽广，天子可以事六代之义也”今欲请立高祖已下四亲庙。又自古圣王，祖有功，宗有德，即於四亲庙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数。今除四亲庙外，更请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更立六庙”从之。〔《文献通考》：庄宗、明宗既舍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瑭、知远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华胄自诡，故於四亲之外，必求所谓始祖而祖之。张昭之言，议正而词伟矣。至汉初，则段颙、窦贞固之徒，曲为谄附，乃至上祖高、光，以为六庙云。〕
周广顺元年正月，中书门下奏“太常礼院议，合立太庙室数。若守文继体，则魏、晋有七庙之文。若创业开基，则隋、唐有四庙之议。圣朝请依近礼，追谥四庙。伏恐所议未同，请下百官集议”太子太傅和凝等议“请据礼官议，立四亲庙”从之。〔《五代会要》：和凝议曰“恭以肇启洪图，惟新黄屋。左宗庙而右社稷，率由旧章。崇祖祢而辨尊卑，载於前史。虽质文互变，义趣各殊，或观损益之规，或系兴隆之始。陛下体元立极，本义祖仁，开变家成国之基，遵奉先思孝之道，合据礼官议，立四亲庙，以叶前文”从之。〕其年四月，中书门下奏“太常礼院申，七月一日，皇帝御崇元殿，命使奏册四庙。准旧仪，服衮冕即座，太尉引册案入，皇帝降座，引立於御座前南向，中书令奉册案进，皇帝搢珪捧授，册使跪受，转授舁册官，其进宝授宝仪如册案。臣等参详，至时请皇帝降阶授册”从之。
三年九月，将有事於南郊，议於东京别建太庙。时太常礼院言“准洛京庙室一十五间，分为四室，东西各有夹室，四神门，每方屋一间，各三门，戟二十四，别有斋宫神厨屋宇。准礼，左宗庙，右社稷，在国城内，请下所司修奉”从之。其月，太常礼院奏“迎太庙社稷神主到京，其日未审皇帝亲出郊外迎奉否。检讨故事，元无礼例，伏请召三省官集议”敕“宜令尚书省四品以上、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同参议”司徒窦贞固、司空苏禹珪等议“按吴主孙休即位，迎祖父神主於吴郡，人祔太庙，前一日出城野次，明日常服奉迎，此其例也”遂署状言车驾出城奉迎为是，请下礼仪使草定仪注。至十月，礼仪使奏“太祖神主将至，前一日仪仗出城掌次，於西御庄东北设神主行庙幄幕，面南。其日放朝，群臣早出西门，皇帝常服出城诣行宫，群臣起居毕，就次。神主将至，群臣班定，皇帝立於班前。神主至，太常卿请皇帝再拜，群臣俱拜。神主就行庙幄幕座，设常馔，群臣班於神幄前。侍中就次，请皇帝谒神主。既至，群臣再拜，皇帝进酒毕再拜，群臣俱拜。皇帝还幄，群臣先赴太庙门外立班，俟皇帝至起居。俟神主至，群臣班於庙门外，皇帝立於班前，太常卿请皇帝再拜，群臣俱拜。皇帝还幄，群臣就次，宫闱令安神主於本室讫，群臣班於庙庭。太常卿请皇帝於四室奠飨，逐室皇帝再拜，群臣俱拜。四室祔飨毕，皇帝还宫。前件仪注，望付中书门下宣下”从之。
显德六年七月，诏以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将祔太庙，其庙殿室宇合添修否。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聂崇义奏议曰“奉敕，为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祔庙，恐殿室间数少，合重添修。今诣庙中相度，若是添修庙殿一间至两间，并须移动诸神门及角楼宫墙仗舍，及堂殿正面檐栿阶道，亦须东省牲立班位，直至斋宫，渐近迫窄。今重拆庙殿，续更添修，不唯重劳，兼恐未便。窃见庙殿见虚东西二夹室，况未有祧迁之主，欲请不拆庙殿，更添间数，即便将夹室重安排六室位次。所有动移神主，若准旧礼，於殿庭权设行庙幕殿，即恐雨水犹多，难於陈设。伏请权於太庙斋宫内奉安神主，至修奉毕日，庶为宜称。又，按《礼记》云：庙成则於中屋刲羊以衅之，夹室则用鸡。又，《大戴礼》及《通典》亦有夹室，察文观义，乃是备庙之制。况新主祔庙，诸经有迁易之文，考古沿今，庶合通礼。伏请递迁诸室奉安大行皇帝神主，以符礼意”敕依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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